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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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虽然为了去除阻力，毛泽东再次批判刘、邓，但此时，他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
刘、邓及许多干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说刘、邓二人是搞
公开的，要准许他们革命。还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
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
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
有原因。”他还预言，“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
间。”就是说，这次运动，搞个一年或一年多就可以完成使命，圆满结束。对此，毛泽东似
乎相当自信。不幸的是，事实最终证明，他错了。

在23日的全体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

刘少奇的检查，是经毛泽东审阅而后讲的。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文革”五十天以及历
史上的“错误”，没有诿过、敢于负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便他作出违心的自责，也已
于事无补。

邓小平的检查也是违心的。他在检讨自己“错误”的同时，为了不想让这场批判祸及他
人，极力担当地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
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
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
负担。”

邓小平的检讨，也曾送毛泽东审阅。22日，毛泽东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
讲。但在……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
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
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大家都知道，“文革”以来，毛泽东对刘、邓的气是很大的。不过，看了他的批示，不
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记得那句“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
吗？”曾给我们全家以多么大的宽慰。

到了此时，我们都知道父亲犯了错误，也关心父亲的政治命运。那个时候，二姐邓楠正
在外地串联，妈妈让她赶紧回来。回来后，邓楠经常晚上偷偷跑到妈妈卧室，钻到被窝里，
和妈妈两人用被子紧紧地蒙着头说悄悄话。妈妈给她讲父亲的历史、讲“文革”爆发以前父
亲在中央的工作，讲父亲与彭真、罗瑞卿的关系……妈妈是要告诉儿女们，父亲是清白的，
没有问题。父亲从来不谈自己，我们虽然爱父亲，但并不知道他的历史，也不知道在历史
上、在工作中，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听了妈妈的讲述，我们像妈妈一样坚信，我们的父亲没
有问题。我们甚至还都简单地认为，毛主席是对事不对人，只是要批判“文革”中的“错
误”，处分也最多是降级降职，而没有估计到父亲会被完全打倒。

会也开过了，检讨也作过了，我们想法单纯地期盼着一个了结。彭、罗、陆、杨事件的
出现，“文革”混乱局面的形成，虽然足以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心理上的惶惶然，但包括
父亲在内，全党，或者说绝大部分党的高级干部，对以后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爆炸式的连锁反
应，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会议结束了，但批判并没有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结束。

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邓的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
也在北大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给邓所列罪名，有大
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听到风声后，我们心中不无紧张。两个姐姐和我，三人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单位和学校，
到处去看大字报。我们想看看，大字报中究竟说了什么，我们的父亲究竟有什么问题。看来
看去，除了“文革”中所犯“错误”外，其他的“问题”似乎都还不那么严重，最多是对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跟得不紧。特别让人感到放心的是，父亲没有“历史问
题”。但是，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批判还没有结束，这一
点，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唯一让我们心觉安慰的，是在这样挖空心思、刨根寻底的揭批中，
没有能够置父亲于死地的大问题。

秋来了，天渐渐凉了。风扫寰宇，落叶纷飞，天地间一片肃杀。

到了此时，父亲和刘少奇一样，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任何会议，只是整日在家看一些送
来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自
己的政治命运，父亲只能采取等待的态度。

父亲“犯错误”，我们这些孩子都很不理解。一次，大姐邓林问父亲：“我们应该怎样
认识运动？”此时，父亲能回答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考虑。”父亲犯错误，
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分别在各自的学校作检查和受批判，有的还被关了起来，限制了
人身自由。批判能不能结束，何时结束，进一步将发展到何等程度，我们心中全然无数。

毛泽东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但到了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将刘少奇和邓小平像彭、
罗、陆、杨一样地彻底打倒。而且，对刘、邓两人，他正在考虑着进行有区别的处理。

对于刘少奇，毛泽东既已改选林彪作为接班人，那么原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是肯定要
去掉的，只是处理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原来是很赏识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跃进”失败以后，邓小
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渐与“左”的做法疏离，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一
线领导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
心。“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
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
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
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和林彪谈崩了，就注定了林彪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绝不容邓。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
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
何处理邓，是相当重要的。去掉刘之后，邓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
道，要除掉邓，还需竭尽一切之能事，不断加紧加重对邓的攻击和批判。12月6日，在一次
会议上，林彪讲话，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
问题大大升级。

与此同时，看到毛泽东虽然批判了刘、邓，但尚未有进一步彻底打倒的准备，陈伯达、
康生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谋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誓欲
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

12月18日，江青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

同日，张春桥把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谈，布置进一步打倒刘、邓的
具体措施。

12月25日，也就是在1966年快要结束的最后几天，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冒着严寒示威游
行到天安门，召开了一场彻底打倒刘、邓的誓师大会。

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
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对刘、邓进行诬蔑和攻击。

由此，各地造反派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新
狂潮。

1966年，一个奇特而又非同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将作为极其特殊的一页，以突如其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
的、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革命造反”大运动而载入史册。

这一年，崇尚不断革命理想的毛泽东，以其无边的想象力和实践精神，让全世界都睁大
了眼睛，见识到了“群众革命”的强大威力。

革命尚未有穷期。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毛泽东像先哲一样预言，下一年———也就是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这预言，像一个巨大的符咒，笼罩在辽阔神州大地之上。　　




第五章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

1967年1月1日，党报党刊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在“总攻击”的号召下，更多的、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批判和打倒。1月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
资格。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中央文革诬为“最大的保皇派”，贺龙元帅被林彪点名说成是
“大土匪”，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
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
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
主任刘志坚等省级和军队领导纷纷倒台。在疯狂残酷的批斗中，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害致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
员陶勇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级政权“一朝覆亡”，各级领导陆续被打倒，真正是一个疯狂的
年月。

但是，仅仅打倒各地党政领导，还不能满足林彪一伙和中央文革的野心。在中央文革张
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从1月份开始，造反派在上海夺取了市的党政大权。由此开始，在
毛泽东的肯定下，又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运动。以“文革”造反派为主组成的
“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及组织。

对于夺权运动，毛泽东不仅赞成支持，而且把它作为实现其继续革命理想的一项重要措
施。他的理想，就是要通过这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打破由“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权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化的新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的
具体形式，就是建立像巴黎公社那样的、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全新的“革命”政权—
——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是否就是他心中所期望的那种“大治”？如果是，那么，就事与愿违了。在“大治”之下，
掩盖不住的事实，是继续的大乱，是那业已失控的、不可收拾的、更加严重的大乱。

造反派冲击学校，冲击地方党政机关，进而冲击军队，大规模混乱事件接连发生。1月
底，新疆石河子发生造反派冲击军事单位造成流血事件，成都发生军队与造反派对立的“镇
反”事件，西宁发生军队被迫反击造反派冲击开枪死人事件，武汉发生因造反派冲击报社和
军队引发的军队“抓人”事件，广东、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地，各类
事件也都遥相呼应似地接连发生。

“文革”开始以后，先是发生批斗抄家的疯狂行动，继而大批干部被迫害打倒，直至爆
发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这一切一切，使许许多多的人，从刚开始的惶惑，变成不安，变成
抵触，变成了愤怒。

2月，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
等老干部为一方，与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展开了短
兵相接的斗争。

这一批功勋显赫、为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的老同志，在政治局会议
上、在军委会议上控诉“文革”中发生的暴行和非法行动，怒斥中央文革的阴谋和倒行逆
施，其言语之激烈、情绪之激昂、怒气之喷薄，真可谓正气凛然、痛快淋漓。

但不幸的是，这些正气之声，不但未能唤醒毛泽东，反而让他认为由他亲自发动的这一
场革命运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