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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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以
后，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始不满。
当然，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此时的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
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作
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这一点，刘少奇
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
做法，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察觉后又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迟
钝”，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错误”，到更进一步地被
“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
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
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后，马
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
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
“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震动了，
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6月1日以后，
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
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
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
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
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式披
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此时
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
其为难的境地。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
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
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
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
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
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
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
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
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
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
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
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
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
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
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
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
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
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
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
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
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
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
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
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
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
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
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
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
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
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
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
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
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
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
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
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
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
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
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
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
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
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中央文
革一班人马，正在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
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
“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行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
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
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
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
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
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
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
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
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
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
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
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
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父亲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
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
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
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
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
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
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
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
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
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他托词休息不见闻讯赶来的刘少奇，却在当日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
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
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
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
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
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