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胜利,我又算站错队了,被打倒,又被“七一兵团”斗。我就跑了。后来那些人把我的材料送到乡政府,要给我判刑。所以我后来才反复逃跑。
1968年“二月黑风”后,与你五舅一块儿到湖北打棉花被套。6月份回来,又到建筑公司跟别人到另外一个地方盖仓库,算是潜逃在外。在这期间,无意间碰到一个村里人,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一顿,让他回家别说碰见我,结果他回去就给“革命委员会”说了。当时,梁兴隆是兵营营长,马上派人来抓我。我都来不及跑,被捆住往回押。你外婆家是回梁庄的必经要道,当时刚好是7月,走到场里,人们看见我,对押我的人说,来喝个茶。趁这期间,他们赶紧把我藏到你外婆家里,他们找不着,给你外婆村的大队支书说,这里逃跑个反革命分子,大队支书也不管。你外婆村里人说,别再找了,再找就打死你们这些鳖娃儿。
我这算藏了起来,白天不敢回家,钻到烟地里,有时候坐在离村庄很远的树荫下,有时候跑到亲戚家。正是夏天,那热得是没处钻,特别是烟地,七八月间烟长得正旺,都是半人高,把地盖得严严的,不透一丝风。早晨还凉快点儿,一到下午两三点,那真叫热呀。我晚上偷偷回去。春生看见了,报告到大队部。梁兴隆马上组织人去抓我,把王家路口、去菜园的路都堵住,这都是逃跑的必经之路。我从韩家到北岗的那条路跑了。我才跑到公路上,就看见七八个红卫兵,他们在那里候着我呢。这下跑不掉了。
1968年的七月初三又被逮回家,那年闰七月。这我记得可清,一辈子都忘不了。梁兴隆们说,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学校操场上开批斗会,向主席汇报,说清问题。怕我跑,周围都布置有人,看着我。为啥下午开会,实际上是想等到黑,好打你。这你大姐都记得清清楚楚。把我绑到会场上,各个生产队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坐得满满的。“二球”'1'们坐在前头,梁兴隆坐在外边指挥,你原叔'2'后来跟我说,梁兴隆跟他们说打死你也不要紧。几项罪名:一是抢军火库;二是骂毛主席;三是支持刘少奇,都是叫人死的罪名。叫我跪,我坚决不跪。看形势不对,我就说,我实属人间败类,请上级处理。实际错误我一点都不承认。李学平跟咱们还是亲戚,拿着语录本打我,把我头打流血了,浑身乌青。打的人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乱了,都打,也看不见是谁。我身上的小布衫撕得一条条,被血染红了。回去的路上,远远有人跟着,走到岔口那儿,看见你妈在那儿等我,看我浑身是血,哭起来了。你妈说轧了面条,让我自己做做吃,她就出去了。你妈去找着兴隆的妈说:“五妈,你看在一个梁家,也没出五服的面上,你回来给我七哥说一下,别打得太狠了。”刚好兴隆回来,五老婆儿就给兴隆说:“当年咱们家不行,回来以后没吃没喝,光正家卖馍开油坊,也帮过咱们,光正这个事儿,你们看是啥就是啥,别打得太狠了。”兴隆说:“就是要打死他,好扬扬威。你别给我提原先的事儿,那跟我无关。”兴隆没有看见你妈坐在那儿,你妈气得浑身发抖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又斗,这次是要定性。走到学校围墙那儿,一大群学生娃儿,砖头瓦片往我身上扔。一到会场上,有人就喊:“打倒梁光正!”还是叫我承认。叫找证明人,编排很多事,说我在哪儿哪儿骂毛主席,编成个框儿。我骂毛主席,学生娃儿们都听见了。后来,会场把灯吹灭了,砖头瓦片都打在我身上、胸脯上、脸上,疼了好几个月。这时,立娃儿他妈说:“兴隆,你们说得不对,娃们放学天还没黑,咋能听见光正骂毛主席?这不对啊。”兴隆一听,不知道说啥好了,就说,待后处理。那夜算结束了。
后来为啥叫你们每年春节都去看立娃儿妈,就是这个事。大前年,立娃儿妈死,你姐还专门回去送了两百块钱,请了一盘响'3'。
这是1968年7月的事。打这以后,停了一段时候,很多人找我了解情况。1968年年底,又要清理阶级队伍,大队部说,你可把你的东西弄清。1969年2月,我又是对象。从2月一直整到麦黄梢儿,把我关在镇上高中,粮食自己拿,集中去许家吃饭。清理几个月,啥也没弄清,又弄个待后处理。回去还不断找。打过的就两次,批斗大大小小几十次。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暴乱分子”。后来说是又要运动,安排重活干。1969年10月,我带着你大姐跑到新疆找你大伯,腊月间回来。头天从新疆回来,第二天就被送到“治刁”水库干活,到那儿还被批斗。挖刁河水库说是疏通河道,挖沟改道,也没成功,到现在地也毁了,还没平。万幸的是,因为一直没承认错误,1970年稍微松了点。
1974年春上,因为反对光杰、光勇、光明在村里横行霸道,3月间他们在咱们房后打我,打得浑身是血。1975年烧窑。1977年咱们家盖房子,你妹出生了。1978年才被平反,这一年又出大事。1978年11月15日,梁兴隆把咱家门前的路挡住。左边你二婶已经把路封住,因为咱们从来都是往右边走。他现在把右边路封住,连出路都没有了,不是让人没活路吗?我拿着榔头把墙给砸了。然后,就是打架。那一场架,你大姐、你哥都记得清。我拿着菜刀,你哥拿着那个铁球,你大姐拿着铁锨。咱们家的铁球就是从那时开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告到公社,公社书记肯定向着大队书记,说我是严重的反党分子,非给他斗争到底。我听说了,公社书记到哪儿开会我跟到哪儿,让他解决这事儿。最后他烦了,说解决解决,今儿就解决,就派副书记来解决。梁兴隆说,那叫光正来我这儿坐坐,我就把墙扒了。我说那不行,他来我这儿坐坐才对,他把我路封住,不让人活,咋变成我向他道歉?后来又说只让过人,不让过车,我说不行。1979年清明这件事基本告一段落。
我这个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惯的事儿,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烦儿”。“吐故纳新”'4'的时候,重新选村干部,梁家几门之间斗得厉害。梁光望是咱一个门上的人,为保护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乡里工作组,想着是家族的事,是一种义气。没有人感谢我,你妈说:“人家老欺负咱,快整死你了,你还跟人家一势,有没有脸?”你妈那次真生气。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几次才回来。
1980年9月16日,你妈生病。因为浇地,兴中把咱们的地浇坏了,你妈和他们吵架,兴中把你妈推倒在地,手也弄伤了。你妈连气带摔,中风了。那年你妈虚岁四十岁。然后就是开始背着你妈到处治病。
父亲提到的很多名词,像“统购统销”、“二月黑风”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亲却很自然地提起,可见当时的政治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渗透,只不过,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批斗对象”参与当时的政治。想象着父亲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烟地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四周一片寂静,炎热的太阳直照着他。那是怎样的心情?他如何度过那漫长而又饥饿干渴的酷暑?从整个村庄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卷了整个乡村,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心态及操作方式,却与标准的政治有着根本性的不一样,村庄内部的家庭恩怨、权力斗争、人情近疏都参与其中,它决定着批斗者的心态及被批斗者的命运。最终,对父亲的批判定性被一个老太太经验性的一句话给否定了,也恰恰显示了这场斗争内在逻辑的荒诞性。
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父亲经历了、也参与了中国的当代政治历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政治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斗和“爱管闲事”的性情使得母亲和我们整个一家人受到了伤害,父亲的批斗史也是我们一家的受难史。母亲的生病与早逝除了自身身体的原因,跟长年的担惊受怕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指责父亲伤害了母亲,他会非常愤怒地骂我们,认为我们太自私。近几年虽然有点“晚节不保”(父亲终于获得了村庄权力层的认同,颇有点得意地出入于新旧支书家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礼遇),然而,一遇到什么不平事,如村里的财务问题,哪一家被欺负,不管是不是村里的、认识不认识的,他的“活力”马上回来,像年轻时代一样,替人家到处奔波。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在为别人打官司,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儿。我上初二时,为帮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几乎两个月。那时候,家里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还瘫痪在床,父亲生意也不做了,和他们一起去跑,找法官,托人情,和村里几个要好的人在一块儿商量。最终,官司也没赢。提起这件事,父亲又骂起来,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是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父亲始终不承认,也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不对。
如果撇开他是我“父亲”的身份来看父亲,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头”、“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的道德与正义。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
老支书: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
梁清道,梁庄的前任支书,五十七岁,长着一张宽阔的、紫膛色的大脸,眼睛里总是闪着狡黠的光。一个自学成才、优秀的乡村厨师,一个运筹帷幄的乡村政治家,一个出口成章、能随口编顺口溜的乡村能人,一个无可奈何的公公,一个狂热的赌徒。
他给我讲起了梁庄这三十年的政治和权力运作。
农村政策变化可不一样,前进就在这十五年。原来有个顺口溜能说明情况:“队长对队长,走路咔咔响,会计对会计,穿着蓝咔叽。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现在年轻人,你看人家脑子有点差,出门就把钱抓。出门打工不中用拿个万儿八千,中用的挣个三万两万。我埋怨自己退得不早。前几年我退了,领导照顾,让我们家大娃儿也当个村干部,算擦擦我脸上灰。干这几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妈呀,想想差般'5'之极。你说有没有退休工资?有,可有,说出来不怕你笑,你问问他们正干着的多少钱,两百块。我退休,一个月六十八块钱,再加上保险,一共一百一十六块。
经济大包干,乡村可完蛋。咱们这个行政村共两千多人,一人一年顶百十元,每年需向乡政府交二十八万元。特产税也要向老百姓要钱,种辣椒、烟叶都要交钱,村里的开支还是跟老百姓要,民办老师的工资、办公费、招待费都是从土地上提取。没有企业,一切来自于土地。一亩地来回报税,不然不够村集体的开支和上缴。刚开始是谁种地谁掏钱,后来即使不种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亩交五十块。有许多家两口子出去打工,干脆不回来了。村干部去要,村民也有抵触,极端的情况就是发生冲突。那时候干群关系最紧张,真是一步步恶化。在村里能给群众说通了,知道这是政府的事,与干部无关;说不通,还有的要自己搭车收费。群众最恶心干部,说:“你们除了要钱,还能干啥?”特别是1997年以后公办老师工资也让基层发,乡里又摊派到村里,老师罢工,村民闹事,乡干部也是急得贷款,去借。政策再延长两年,出现啥情况还不好说。
现在是村村都有外债,多哩,都有几十万,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罚款上。提留款从来没收齐过,都是村里垫支。超生罚款按人口比例交钱,咱们村每年得交三四万,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来,这也得村里垫支。老百姓也会笑话人,称村干部的工作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听着咱这老脸也是挂不住。
这些主要依靠民间借贷,银行绝对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贷,收提留了再还,导致村里债务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贷钱,知道这情况,不贷给集体,必须以个人名义贷。支书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贷。几乎每个村都是干部自己抓、借、贷,来完成任务和应付开支。干部背着债,不想干也不行,干着,还能生办法还,不干,这债全成自己的,那还活不活?有个村支书最后一年借不来了,选举时被选了下去。他对乡党委书记说:“书记,你要是不让我干,我上吊在你家门口。”
我自己是坚决不背债,收上来交,收不上来不交。咱们村里不欠钱。我派给生产队,队里抓,你生办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