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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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每当穰县人口几乎出现空白时，很快便有移民迅速补充过来。据史料记载，秦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1年），即迁“不规之徒”于穰。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迁河曲六城“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穰等州。其中，规模最大、在民间流传最广的移民迁徙便是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穰。穰县人皆说自己的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人，即起源于这次移民。

穰县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小麦、棉花、烟草、小辣椒、花生等，素有“粮仓”之称，是国家粮食、黄牛、外贸烟的生产基地，也是棉花、芝麻生产的重点县。这里几乎没有大型企业，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窗外，我的亲人们浩浩荡荡站了一大群，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个人。车门打开，早已站在车门口的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昨夜穰县下了一场雨，车站的地面有点湿，地上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显然有点被吓住了，他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穰县来说，那些只是风景而已。县城火车站的落后与肮脏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个保守小城内在的顽固性格，它也是中国内陆县城的基本缩影。

中午，一家人到饭馆吃饭。当年的一家九口，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七个，如今已经衍生为二十几口的大家庭。一桌根本坐不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另一桌吵吵闹闹，大人们这一桌也是高声阔调，笑声不断。在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最起码，从物质上而言，这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可以体面地到餐馆吃饭。面对这样热闹的情景，儿子显然有点害怕，他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热闹的大家庭场面。

晚上，所有家庭成员照例聚集在妹妹家。父亲、姐姐和姐夫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斗地主”。这是七八年来他们最热衷的娱乐，也几乎是北方小城人们共同的娱乐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村里的事情，姐姐们早年出嫁，后来又逐渐移居城里，老家对于她们而言也已经是“故乡”了。因此，说起村里的故事，大家都十分兴奋。

大家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了。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只是短暂停留，这次，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在一块儿生活，一起重温过去的温馨，回忆过去的那些艰难岁月。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有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着，大型的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原本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早已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整个乡村最显在的变化就是路的改变。道路不断地拓宽，不断地增多，四通八达的公路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那时候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上六个小时才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青春焕发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甚至更加遥远。前两年，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有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马路的，原野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却置若罔闻，依然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

今天路上已经不见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训：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时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需要绕上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吴镇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庙会，镇上可谓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似乎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怀着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镇里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一些极少的商人之外，镇上的居民大多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将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带上街以物换物。

现在，吴镇已经成为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建筑，很现代，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更加显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原来的一些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却给人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了一间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过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最近他又和同学做起“房地产”的买卖。哥哥家的门口堆满了沙子、石子、钢筋，混凝土机轰隆作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的一幢，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自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我仍然有些忧心忡忡。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村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家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一阵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那时候觉得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事情，那时候正流行琼瑶、金庸的小说，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那段我最害怕的路上，我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

死去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其实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了荒草，差不多有半人高。清脆的鞭炮声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打破了沉默，似乎也惊醒了那边的魂灵。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多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而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依稀熟悉却突感陌生的面孔，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痕迹，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建起的二层小楼，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的几个兄妹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干活也不是能手，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离家出走，又被道宽追了回来，最终还是走了。道宽因此而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我们家的老屋。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了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成了临时的厕所，还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的屋顶上到处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把这里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依稀可见妹妹当年学字时在墙上写下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那些诗，姊妹几个笑成一团。

母亲的墓地在村庄后河坡上的公墓里。远远望去，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而那坟地也将是我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坟前，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和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曾经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梁庄往事

父亲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对三辈以前的村民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虽然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但是想起父亲，想起他的一切，却还是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我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

被称为“刺头”、“事烦儿”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我们家也因此而遭了不少罪。父亲对建国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了然如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而且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而参与的。

梁光正，七十岁，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混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似乎能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迫近。但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