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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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义哥: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做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义哥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起了一长串灰尘。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带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件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要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的,他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和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官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爹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在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了。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那种一斤装的挂面,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一封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们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包米都烧糊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路。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我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了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得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了,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
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海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就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了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那时候我到阳县已经六七年了。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了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的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他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铺盖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26日,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并后,结果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判刑坐牢两个半月,我弟弟坐牢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人家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大大超出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投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两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地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在谈到开始的艰辛时,义哥十分激动,但对于他来说,那已经是一段远去的岁月了。至少现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做着正经生意,不会再风餐露宿、打架拼人命。当然,义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艰难的日子也在他的记忆里生根发芽。
光河:儿女的命换来了一幢房子
在梁庄村路口的那一排房子里,有一座房子的院子特别大,没有院墙,直接用水泥铺地,连接着公路的路面,显得特别开阔,也很气派,这是梁光河家。他们的房子是2007年盖的,村里人在背后议论,说这房子是他们用儿女的命换来的。
光河和他老婆都是老实人,他的理想就是盖栋排场的房子。积攒了二十几年,也没有把盖房的钱攒下,他们又不愿¨¨意借钱,就下狠劲儿干活,光河和老婆、儿子出去打工,几年也不回家一趟。可是,到出事之前,房子还遥遥无期。这房子,是在光河儿女死后得到赔偿的第二年盖起来的。自那以后,光河再也没有出门打工,也很少出家门,在村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黄昏的乡村有一种异样的静谧,不是崭新的、时尚的、新鲜的,而是朴素的、破败的、安详的静谧,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地老天荒之感。我和父亲一起散步,来到光河家门口。门开着,里面很暗,父亲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光河出来了。他的脸从昏暗处突然浮现出来,苍白得吓人,几乎能看到脸里的青筋,脸非常瘦削,鼻子也尖得不正常,皮肤松弛,活像一个没有血色的、恐怖的鬼魂的头颅。他慢慢移动出身体,佝偻着,像一个七八十岁的小老头。我吓了一跳,在我印象中,光河是一个颇为英俊的青年,是那种少有的深轮廓的人,如今,这深轮廓却使他显得更加病态。他和我们打招呼,搬出几个凳子,让我们在门口坐下,又喊来了他的父亲——梁庄以前的老支书梁兴隆。做这一切时,光河都是在极缓慢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声音有气无力,身体就像是一张薄纸片,好像一阵风过来,他就要被吹倒似的。
一会儿,他的父亲来了,他的老婆,我们叫花婶的,也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花婶,浓眉大眼,身体结实,说话高腔阔调,从她身上,看不出这家曾经发生过悲惨的事件。乡村妇女的生命韧性总是比男人强。
我很想谈谈他儿女的事情,却根本无法张嘴。父亲似乎也没有办法提起,几次想提起,但又都停下了。光河一直低眉耷眼,无精打采的样子,倒是老支书依然精神矍铄。
从光河家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在乡村公路上,倾听着庄稼的呼吸声,我感觉仿佛整个大地都有着动感的韵律,充溢起一种宽广而又丰盈的生命之感。夜很黑,给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夜空越显得幽静,高高低低的庄稼仿佛在与我们一块儿行走。一束净白的灯光一闪一闪,逐渐走近,走到最近处,灯光停下,照在我们的脸上,就听见声音说:“二爷,这么晚干啥?”父亲答道:“闲转,你在干啥?”“逮知了。”说者把手里的一个瓶子拿起来,里面是混浊的水,大概半瓶的样子,把水倒出来,知了还在里面爬。我问:“逮这东西干啥?”说者回答说,镇上食堂收,一个一块钱,最少也六角钱。走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是胜文,周家的大儿子,当年他出门打工,他父亲老周替他照看孩子,没看好,在井里淹死了。胜文回来把老周两口撵得满村跑,要杀死他,把老周两口子吓得出去躲了半个月。”
回到家里,父亲给我详细讲了光河的遭遇:
事情发生在2005年10月18日,六点左右,天擦黑,学生刚放学。
光河的一儿一女,弟弟梁亮和姐姐梁英准备回梁庄村,梁亮骑摩托带着梁英,梁英已经怀孕了,有四五个月吧。梁英是个好女子,顾娘家,也顾婆家。梁英和她丈夫在镇上开了一个家具店,生意不错。她的婆家姐是个瞎眼,她经常照顾,关系不错。这天是梁亮刚从广州打工回来,到镇上接姐回娘家吃饭。就在高中拐弯路口被一辆小轿车撞了。撞车的人姓庞,是粮管所的一个主任。庞的亲哥是公安上的人,刑侦副队长之类的官。庞是醉酒驾驶,车开得很快,一辆农用车和他的车同向而行,庞超车的时候,撞了梁亮的摩托。梁英被撞飞到农用车上,一直被拉到了另一个县,大致有七八十里。人们卸车的时候才发现有具尸体在车上,当时已经夜里十点左右,车主吓得要死,不知道咋回事,赶紧报警。在这边,事故现场,车主庞一看人死了,赶紧打电话,很快,来辆车过来把他拉走了。旁观的人报警,梁亮被拉到医院,很快就死了。村里人和梁英婆家人一直在找梁英,明明是和梁亮一块儿走的,咋会没见了?到第二天早晨,公安局查到这边派出所,才知道梁英被撞到车上,拉到另一个县里了。
光河两口子还在新疆打工,几天之后才回来。光河的弟弟光天在家打理。梁英放在火葬场,梁亮放在医院太平间。当时,庞托村里治安主任去说,认为这个事赔偿七八万就可以了,光天认为七八万不行,两个大人,带梁英肚子里的那孩子,是三条命呀。后来,庞又托镇上几个有头脸的人去说合,九万五千元就到头了,再多就不管了。过了三天,梁光河两口子回来了,那伤心劲儿就不用说了,在儿子那里哭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