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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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期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不清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几个字:“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起来。村子东头的春梅家,第一次成为了村庄的中心,人们或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纷纷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人,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摔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葬,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这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到他,于是只好让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买来了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是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个子高高的,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挖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女人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些年轻的媳妇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我们自家的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她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缘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得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一坐车就吐得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后来,生下那小闺女,她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6'、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两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得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得不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焕嫂子家那样盖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了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倍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接上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妈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得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得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得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得走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得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得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得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得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上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得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事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得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后来丈夫走了月把天'7',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医生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这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了,只是有事没事就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得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去呀。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得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人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他们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建临时小家庭,由此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的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却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自觉忽略不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