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 爱大师-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迪斯问：“你结婚之后，是什么时候发现其中出了问题？”
“走红地毯的时候。”他直率地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这样做最方便。”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神秘的性爱进行解释之后，整个世界开始转变，也开始能够更好地用爱的语言进行交流。但是当被问及真爱究竟是什么时，比尔·马斯特斯承认自己对此毫无头绪。
“我亲爱的姑娘，我没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面对提出这一永恒问题的女记者，他说道，“我不知道爱究竟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二十八章 女权运动
“在通过女权运动以及女性性爱革命赢得‘解放’的年代里，美国女性得以享有与日俱增的性高潮权利。其中，最能充分享受性爱的是那些接受过教育、积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女性。”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在桃瑞丝·麦基惊人的婚礼派对上，朋友和同事们都保持着沉默，等待贵宾的到来。这个温和的十月天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工作的女人几乎全部都前来恭贺麦基，她是位友善而尽责的秘书，平时负责保管团队在每一次治疗时所留下的录音带。新来的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自己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家里举办了这场游泳池边的派对，并且邀请了诊所里所有的女性职员，包括她们的老板弗吉尼亚·约翰逊。
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女职员们站在了这场迅猛发展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前沿。女权主义者信奉着她们改革性爱的新发现。在这样一个男权文化背景中，她们宣告，女人和男人完全一样，都是有性欲的，并且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电视、报纸、杂志，所有媒体都在赞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引领的社会变革，他们将性爱革命带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桃瑞丝和自己的未婚夫走进院子的时候，每个人都热烈鼓掌、举杯庆祝。她未来的丈夫霍华德至今还记得当时欢快的气氛，以及那些像是单身派对才有的挑逗玩笑，特别是其中一个独特的人造物品。“在自助餐桌上放了一束漂亮的鲜花。”霍华德回忆说，“在花束的中间插了一根基金会研究女性高潮时所用的那种带有摄像头的塑料阳具！”
对于每一个熟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人来说，这个机械人造阴茎一直拥有着图腾一般的特质。这个研究者所称的“人造性交装备”是团队在性爱研究中最为惊人的发明之一。虽然保守派表达过他们的惊骇，担心这样的发明会被用于定义和玷污人类的性行为，导致女权主义者提出更令人惊恐的观点——性满足与男人无关。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两本书中所作的预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精心解释了女人在性方面的细节，不料却让‘异性恋是先天的，通过阴茎性交可以得到充分满足’这样的普遍理解陷入了困惑。”文化史学家简·格哈德在2000年评论说，“就和在他们之前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一样，他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可以不依赖于异性性交的女性性行为。”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个机械装置——带有一个绝不会因为不应期而衰减的电动马达——象征着与男性相比，女人在性爱中的至高无上。关于阴蒂的科学发现——揭穿了弗洛伊德学派所虚构的，“成熟的”阴道高潮来自和男人性交，而不是独自使用振动按摩器进行的各种自慰这一说法——意味着女人不再需要男人。“女人常常对自己的高潮经历感到不满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人类性反应》一书中判定说。
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些揭露弗洛伊德金科玉律的解剖发现，女权主义者尤为高兴。“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和《圣经》都是错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数年之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讥讽道。事实上，美国女权主义的新《圣经》，由斯泰纳姆共同主编的《女士》（Ms。）杂志有着一句办公室标语，上面写道： 晚上10点了——你知道自己的阴蒂在哪儿吗？（It’s 10 o’clock at night — do you know where your clitoris is？）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辞很快就在女权运动政治及社会说辞方面找到了用武之地。安妮·科戴（Anne Koedt）在1968年那篇影响巨大的论文《阴道高潮的秘密》中赞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说他们有效地重新定义了当代社会女性性事的意义。“阴蒂高潮作为事实被公认之后将威胁到异性结合的规则。”科戴断言道，“因为这意味着从男人或者女人那儿都可以得到性快感，因此和异性性交不再是必须，而只是一个选择而已。这就打开了关于人类性关系的整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男女角色体系的界限。”杰曼·格里尔、凯特·米利特、第格蕾丝·阿特金森以及丽塔·梅·布朗等女权主义者探寻新的性爱模式以及社会秩序的作品重复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他们争辩道，阴蒂是两性中唯一生来就是为追寻快乐的器官。精神病学家玛丽·简·谢菲提议，女人可以拥有多重高潮的能力已经证实，这应该引起人们对男人所设定的文化界限进行反思。异性恋的“狮子”咆哮着他们的不满。在1971年版的《性的俘虏》（The Prisoner of Sex）一书中，诺曼·梅勒对于“在塑料阴茎、实验室里的人造阳具（原文如此）以及振动按摩器之下女人普遍存在的丰富高潮”非常愤怒。与此同时，有些女权主义者表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开拓边界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就如格里尔抱怨的那样：“没有理由让我相信，那些接上电极探头的中产阶级美国女人所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全部。”
在20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改革。像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这样的作品表达了对女人受困于城郊家庭生活的愤怒。诸如国家妇女组织（National anization for Women，NOW）等团体将诉求化为了行动。同工同酬、针对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的强硬法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攀登职业生涯阶梯的权利——即使联邦《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失败了——都是她们对社会提出的要求。避孕药片重新定义了“婴儿潮”一代的性爱生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爱，而不用考虑怀孕问题。婚姻也不再是先决条件。科学和性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对。对于美国公众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两性关系中公正且讲求事实依据的仲裁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启发着女性对自己的重新思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由于对女性性事的新理解而得到了很高声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为女人活出自己这个全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科学原理。”芭芭拉·埃伦赖希、伊丽莎白·赫斯、格洛丽亚·雅各布斯10年之后评论道。在评价女权运动的主要影响时，她们说：“1966年出版的《人类性反应》成为了主要的思想宣言之一。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权主义意识的广泛流传是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但是性爱‘革命’的提出意味着一种超越礼仪、习俗从而涉及更根本的权利关系的改变。”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让女性有了基于医学做出选择的现实智慧。斯坦福的文化史学家保罗·罗宾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结说，如果说弗洛伊德、金赛以及艾利斯主要是从男人的角度呈现了人类性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则是所有顶级性爱研究者中“始终如一地主张男女平等的思考者”。他评论说，作为一对在中西部进行写作的中年夫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文字和私生活里直率地表达了女权主义思想，并在他们的治疗策略上映射出一种“性爱平等的典范”。
女权主义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支持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马斯特斯本人也不例外。尽管自己的个人生活十分复杂，他依旧自视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从不主张放荡淫乱。他出于医学目的而撰写的教科书主要关注那些深陷于无知愚昧及功能障碍之中的已婚夫妇。在针对流产这一问题的全国性争论中——即使在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他依旧谨慎地保持着不可知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生怕被卷入其中。需要流产的孕妇都找约翰逊帮忙，她会把她们转诊给一些愿意做这项手术的医生。马斯特斯仍旧用非常传统的观点看待女性。他期望女人遵从他，就像母亲和妻子莉比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约翰逊进步而具有远见的贡献只有在马斯特斯允许的尺度之内才能发生。在启动他们性爱研究时，他当然没有打算要找一个支持巴纳德或伯克利那种女权主义叛逆思想的女搭档。“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马斯特斯后来承认道。他们书中医生般的语气——支持女性施展她们真正的性本领，而不是一味地遵从父母或宗教权威的压抑指令——是源于病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悲剧。马斯特斯被所见所闻惊呆了，而约翰逊将他的反应化作了言语。无论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标签，他探寻医学答案的研究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位女权主义者。
对于他们著作广泛的公众反应也让弗吉尼亚·约翰逊名声大噪，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她签约做了《红皮书月刊》（Redbook）的专栏作家，收入可观。她同时还为《花花公子》大批的男性读者提供着关于女性性反应能量的忠告：“高潮可以源于脖子、足底或者手掌心。”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专心自己的写作任务，减少了诊所的看诊量。爆棚的收入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奢华生活。她从自己原来沙龙屋的寓所搬了出来，和马斯特斯一起住进了拉杜区沃森南路一幢更大的房子。
成为马斯特斯平等的搭档之后，约翰逊被视为美国女性的典范，性爱新自由响亮而有力的女发言人。就像芭芭拉·埃伦赖希及其合作作者写道的，约翰逊“是一个特别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和马斯特斯合写的那些书只是在“偶然之下”成为了女权主义的经典。他们为这个等待新信息的社会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潘多拉魔盒。埃伦赖希说：“在绝大多数标准之下，他们的著作是客观且可敬的科学发现的主体，其中许多案例是对于性爱全新的女权主义解释。”
让人惊讶的是，当女权主义者邀请约翰逊出席那些促进女性问题的集会或公益活动时，她坚定地予以了回绝。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前，女权主义个别极端派系已经出现了反对男性的模糊言论，其中凯瑟琳·A·麦金农对色情文学及其暴力本性进行了谴责，安德里亚·德沃金则把异性性交比作强奸。然而，这些对于约翰逊来说都无关紧要。她从来没有过要高举抗议标语或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共处同一政治阵营的想法。约翰逊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和这些女士一起游行示威。”她甚至拒绝了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的邀请，没去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从戈尔登时期开始，约翰逊就从没有向生活要求过什么，尽管她一直以来都在打拼。她是第一批完全依靠自己寻找工作并请人在外出工作时帮忙照看孩子的女人。尽管是研究工作中女权主义情感背后的驱动力量，但约翰逊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女人需要站起来，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如今她这样宣扬道。无论卧室内外，她们都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如果一个女人没有高潮，”她强调，“这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
弗吉尼亚·E·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类性爱专家，这让那些记得她是办公室秘书的人彻底惊呆了。她成为了世界知名诊所——后来改名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共同主管，引领了一种让数万甚至数百万病人得以重燃希望的治疗方式。在治疗过程中，与她搭档的男治疗师都对她的能力感到惊讶。“她拥有成为老板的所有先决条件。”精神病学家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我对她感到非常敬畏。”同时，劳里的妻子也是诊所员工之一。年轻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非常钦佩约翰逊的权威风度，并且在办公室里总是模仿她保守的穿衣风格。“回忆那些时候，很多女人都穿连衣裙，而她却穿宽松长裤，有点像凯瑟琳·赫本的样子……我觉得她是最与众不同、最不可思议的女人。那个时候，她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女人都更了解性的特质。但是她并没有变得‘温暖而模糊’。她总是保持着专业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