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自由主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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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留下足够的东西，依赖于自己的劳动，这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任何特定的财产分配的道德地位，因为任何分配都有可能违背这些条件中的一项或两项。这就制造了一个空白，有待于另外的、“更正确的”分配理论去填补。
这样的理论出现之后，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后果，这些后果都是人们所熟悉的。毫不奇怪，社会改革者们也许认为这样的理论“总的来说”是好的，它们肯定不是严格的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们要求对产权不断地、任意地进行再分配。按照“优先’原则，严格的自由主义不对最初的分配提出怀疑。有的人正确地指出，这就把起点交给了运气。他们甚至断言，运气不如政治处置来得公正。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这样回答他们：这不是一个适用公正这一范畴的问题。适用公正这一范畴的问题都与权利的后果有关。没有理由说，在财产最初的分配之前就有财产的权利——为使分配公正而必须落实的权利。
（六）所有权都是私有的
这条原则被恰当地称为“排斥”原则，因为它允许得到一项产权的个人将他人排斥于与这项产权有关的决定及其后果之外。这项产权既不是“我们的”，也不能按照“应有的权利”、需要或投票等来分享。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权的拥有者对于非拥有者们负有某种义务，他必须让非拥有者参与到与拥有者的所有权及其所产生的收益有关的决定中去。“排斥”原则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所有权的拥有者有这样的义务，那么举证的责任应由提出这一要求的人承担。
“排斥”原则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它也许是像一项普遍有效的原则那样简单明了，因为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确实有“共同所有权”这个词。共同所有权没有具有排它性量化权利的拥有者个人（自然人或法人）。集体所有意味着，与使用和处置一项财产有关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由一个集体共同持有，而不在该集体的成员当中分配。进入这个集体也许有限制，也许没有限制；这个集体内部的人都享有该财产的所有权，但不拥有一个确定的、量化的份额；这个集体外部的人则全部被排除在外。（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的共同所有权自然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有的东西要么是所有权，要么人人都可得到，不含有任何并非所有申请者都能受益的权利。）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所有权”这个词留给个人，而不把它赋予集体所有呢？我们为什么坚持认为，严格地说根本就没有像“我们的所有权”这样的东西，所有权并没有“社会义务”呢？
根本原因就是，在充分考虑了法学理论家们对于所有权的确切意义提出的全部疑问之后，构成所有权的就只剩下一个不能再缩减的成份，这就是决定使用和处置与所拥有的财产有关的权利的权利，即决定使用权、用益权和转让权的权利。然而对于一种不承认集体思维的理论来说，集体拥有者们并不能做出决定。只有个人（不论单独还是以联合或多数的形式）才能为整个集体做出决定。除非有难以解释清楚的一致的情况出现，为任何集体做出的集体选择都是“政治”选择。出于同样的原因，集体所有权也是如此。还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集体所有权阻止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实现。所有权的意义就是把使用有限资源的最高权力授予个人。做出某些类型之决定的最高权力可以临时委托，也可以永久转让，但不可能分享。这就是为什么在去掉了代理人、委托人和中间人之后，除了我的、你的、他的或她的，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所有权的原因所在。
那么怎么解释法人团体、合伙经营人的公共所有权、村庄的公共草坪、劳动者公社、市有或国有财产呢？——还有说不清楚的“社会所有”，对此我们只知道什么不是“社会所有”。所有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它们都不符合所有权的内在意义。事实上，它们还取消、克服和遏制所有权的意义。它们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限定条件，即决定（乃至授权决定）如何使用和转让产权的责任，应该由承受做出决定的代价和获得所做决定的收益的那个人承担。没有这一限定条件，所有权就无从发挥其道德功能和工具功能。在集体所有权之下，根本就不需要，实践上也不可能满足这个做出决定者、承受代价者和受益者三位一体的条件。
这既是一个道德上的缺陷，也是对产权在产生有效的资源分配方面应发挥的作用的否定。这两项指控是互不相关的，可以分别加以驳斥。然而这两项指控都与所有权的“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有权的“意义”预先假定所有权是私有的，而不是公共的和政治的。
这并不是在要求取消乡村公共草坪，取消没有划分的渔场或国有化工业。公共草坪和公共渔场往往导致过度放牧和过度捕捞，国有化工业则受到众所周知的经营问题的困扰。它们虽然没有奖励不负责任地使用资源的行为，但也没有惩罚这种行为。不过在某些人看来，这些缺点完全有可能被其优点所抵消。这种起抵消作用的优点就构成了与严格的自由主义相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当然，了解这一点并不是对这些优点提出质疑或加以否定的理由。
为防止发生误解，我要说明，个人所有并不意味着对于某项财产的权利必须都授予某个个人。像铁路和轮船那样的不可分割的巨大财产，或像一个大公司的便利设施那样的虽可分割但没有分割的巨大财产，可以由许多财力有限的个人分别拥有，如果对这些财产的权利本身可以分割的话。合股公司当然就是个人分别拥有的原始形式。一个单独的个人拥有的一项单独的财产可以看成是个人分别拥有的一个特殊的、极个别的事例。
在继续阐述之前，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另一个错误观点。由于“历史阶段”理论和“发展规律”理论所具有的悦人的不苛求性质，合伙所有属于一个阶段，私人所有属于另一阶段的观点十分流行。例如许多人甚至相信，如果充分遵循“社会所有制”发展规律的话，那么原始共产主义、自耕农所有制、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形成了一个应该遵循的必然顺序。不论这个确切的顺序正确与否，更不管它是否延续到将来，其基本的思想是，所有制的形式是与历史的偶然相适应的。这种观点几乎可以肯定是无稽之谈。私人所有的习俗与家庭分门立户一样年代久远，而家庭分门立户又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年代久远。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包括像长船和狩猎场这样没有分割的巨大物品的私人所有，早就为许多狩猎－采集民族所广泛采用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论私人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存在，它们的比例常常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就上下起伏。很有可能，私人所有对发展的阻碍越小，对发展的帮助就越大。但是绝对没有反向的因果关系，绝对不是发展阶段决定适合于自己的产权制度。
所有权的起因和动因扎根于人、行为和物之间不同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都是抽象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产生刺激和阻力，但并不取决于时间和地点。我们一定要细心体会这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说一种产权制度像另一种产权制度一样适合，一样值得尊重和保护；不是说应由“社会”选择它将加以保护的制度。这基本上是最早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也是松散的自由主义所倾向的立场；松散的自由主义就主张，集体选择有充分的理由在所有权问题上任意对个人选择设置它认为合适的限制，其中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个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所有权不受相互侵害，个人只能享有“社会”愿意以集体的方式强制实施的权利。
不论如何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都不会过分。
首先，这一观点过分强调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作为所有权的保护者，主张这个政府是“合法强制的垄断者”。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发的、分散的安排能够为所有权提供与现在基本上相同的保护。关于有了国家，自发的、分散的安排就不提供而且不能提供保护的说法，是国家对强制的垄断中所包含的一个同义反复，这个同义反复像其它同义反复一样，什么也证明不了。
其次，这一观点过高估计了“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塑造、调整、限制及重新分配产权而不至于招致它不愿接受的高代价后果。最近有不少国家狼狈地退出了“社会所有”，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三，这一观点之所以错误还因为它歪曲了私人所有作为人、行为和宝贵资源之间的一种有力的和明确的关系的道德意义。这种选择责任人、代价承受人和选择受益人三位一体的关系，到了集体拥有所有权的时候就被割裂了。这就违背了人们必须对自己所做选择的后果负全责的要求。虽然我们往往不能保证达到这一要求，但达不到并不是违背的充分理由。因此，“社会”究竟选择私人所有还是选择集体所有，还是选择寻找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方案，并不是“社会”应该根据独立的理由决定的事情，“社会”不能不在乎要实现什么样的所有权，简而言之，不能不顾所有权的“意义”。
所有权的道德意义碰巧还有一个（不是偶然发生的）副产品。当个人所有本身所固有的道德要求得到满足之时，资源有效分配的某些必要条件也就因此而得到了满足：分配得好，分配者就受益；分配得不好，分配者就受害。所有预料到的未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在理想的竞争条件下的相等，也许是个不难理解的目标，但愿这是因为它仅仅凭感觉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然而对于私人所有来说，对寻求这种相等的刺激至少比对寻求任何其它目标的刺激更强烈。在集体所有条件下，对于负责选取目标的人来说，其它目标则更有理由处于优先的位置。
这一点对于那些要求政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人应该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却不那么重要，因为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仅仅间接地涉及到经济表现问题，它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个人选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满足严格的自由主义的道德要求，实际上也是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五章 惯例与契约
所有的选择都限定于若干相互排斥的可选择事物：如果我散步，我就不可能坐在炉旁烤火；我花钱，就不可能省钱。选择的可能性圈在两个环形篱笆内，这既是指物质上的能力，也是指选择者的资源，即他的时间、金钱、知识和意志的“预算”。可能性的限制是真正的选择概念中所固有的，只是出于形式上的完整才需要加以说明。然而如果谈论的是选择得不到的事物，那就是荒谬的了。另一方面，由于人的共存（以及生物的共存），并非所有可能的选择都是可行的。文明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从而减少了这种自由的摧毁力。与选择的可能性不同的是，选择的可行性并不是选择的概念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也许可以断定，对选择加以限制的方式——在自由选择与危害之间进行权衡——通过各种反馈深深影响着一个文明的发展。不论是警察国家，自由民社会，还是拿薪水的公职人员的社会，都有自己限制选择的方式，并且都在继续被自己所采取的方式所造就。
主流社会学理论倾向于认为，可行性的限制是根据需要由法律确定的。法律定义了犯罪、侵权、权利和义务，而且规定了旨在防止不可行之选择的惩罚。然而在一定条件下这就不一定是真理，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而且主要是指成文法——出自一个引发“社会”集体的立法愿望并具有执法能力的最高权力。制定法律、创造权利和执行法律的国家在历史上是偶然产生的，而不是出于需要而产生的。研究其所以存在的原因和理由历来都是有价值的，但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有缺陷的和乏味的政治理论，这种政治理论不可能升华，不可能仅仅把其当作若干种可能的情形之一来看待。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在不为国家设置一种明确作用的条件下笼统地思考社会组织问题。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闯入分析，让其严格的自由主义作用通过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实际运作自我表现出来，使用这样的方法而不是使用假设的方法，我们也许能够了解更多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将在不预先对国家法的存在和根源做出判断的条件下，分析自发产生的惯例和由协议创造的权利是如何为可行的选择设置界限的。我将研究它们从何而来，是否可以依赖，是否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一、作为无言之契约的惯例
惯例通常被理解为一种非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