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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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几乎必然于其他国际重大问题上亦共进退。与德之协约几
已成定局。唯有因应英格兰与三国同盟其他诸强之关系。”
俾斯麦的对反德同盟的梦魇眼看就要成真，因为再保险条约的结
束已使法俄结盟顺理成章。
德国原算计到法俄绝不可能联手，因为俄罗斯为阿尔萨斯一洛林
而战没有任何好处，法国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而战也是同样情形。然
而事实证明这是俾斯麦之后，德国帝制时期领导阶层所犯下的众多重
大错误之一。一旦德国义无反顾地承诺与奥地利同一阵线，不论法俄
的目标多么不相同，两国即有必须结合在一起的现实需要，因为要想
达到它们各自的战略目标，其先决条件便是要击败德国或至少削弱德
国。法国是为了不打仗德国是决不会放弃阿尔萨斯一洛林而必须借重
俄国，俄罗斯则心知肚明不打败奥地利，休想接收奥匈帝国的斯拉夫
部分，而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便明白表示不会坐视俄国攻打奥
国。若无法国相助，俄罗斯绝无可能对抗德国。
在德国拒绝更新此约后不到一年，法俄便签订相互给予外交支持
的友好协约（ Entente Cordiale）。俄罗斯年高德劭的外长吉尔斯曾提
出忠言，指这个协议不能解决俄国的基本问题，即俄国最主要的敌人
是英国而不是德国。法国急于摆脱俾斯麦所强加给她的孤立，便同意
在协约中加注一条，约束法国在俄英发生任何殖民冲突时，要给予俄
国外交支持。
这个反英条款对法国领袖而言，只是进一步建立必然成为反德联
盟的结盟关系，所需付出的些许代价。因此法国努力的方向是将法俄
协约延伸为军事同盟。俄国民族主义人士对此表示赞同，因这可加速
奥匈帝国的解体，但传统派却感到不安。最后接替吉尔斯的兰姆多夫
伯爵（Vladimir Lamsdorff），在1892年2月初的日记中写道：
“彼（法国）亦企图极力怂恿我方同意，于遭第三国攻
击时联合军事行动之协议。但为何不适可而止？由于饥馑为
患、财政艰困、军备尚未完成、运输交通不便，尚有无政府
主义者死灰复燃之问题，我国亟须和平安定。”
但后来法国领袖克服了他的疑虑，要不便是沙皇否决了他的意
见。1894年两国签署军事协定，法方同意若德国攻打或德奥合攻俄
国，法国将伸出援手。俄国则在德国攻打或与意大利合攻法国时，也
会助法一臂之力。1891年的法俄协约属外交性质，若说是同时针对
英、德而来或许并不为过，然而现在这个军事协定却单独以德国为目
标。这个后世学者凯南（ Gee Kennan）所称的“致命同盟”（1891
年法俄协约及其后1894年的军事协定），可视为欧洲迈向战争的分水
岭。
它象征着均势的运作已开始步向终点。最适于均势运作的环境在
以下三种条件中，至少要合乎一项：一是各国都必须觉得自身享有可
视当时情况与任何国家结盟的自由。18世纪大部分时间，均势都是因
同盟关系不断调整而有所调整；在1890年前的俾斯麦时代也是如此。
其次是结盟关系固定但有另一国扮演平衡者角色，以确保不会有任一
边独占上风，法俄签约后英国仍担任平衡者，并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拉
拢，便属此种情形。第三是各同盟的组合已牢不可破，也没有平衡的
第三者，但各同盟的凝聚力分散，对个别问题往往能够达成妥协或改
变结盟对象。
但若没有一项条件符合，外交便趋于僵化。国际关系变成一场游
戏，任一方之得必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军备竞赛及紧张升级势不可
免。冷战期间的情势是如此，英国加入法俄同盟而于1908年形成三
国协约后，欧洲无形中也走上这个命运。
但1891年时的国际情势与冷战期间不同，它不是因单一的危机
而产生，而是经历了15年，上述三个弹性条件才一一被破坏。三国
协约形成后均势已无用武之地。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不再
是特例。外交也不再是妥协的艺术。因某种危机发生而致情势失控则
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1891年法俄结合共同对付德国之际，德国仍抱着能与英国联
盟以资抗衡的希望，可惜威廉二世的期望却因他的莽撞冲动而落空。
1890年德英殖民协定并未导致俄国外长所担忧的军事同盟。其原因一
则是由于英国的国内政情。年迈的格莱斯顿于1892年最后再次出任
首相时，拒绝与专制的德国或奥地利结盟，伤害到德皇脆弱的自尊
心。
但德国数次试图安排英德结盟都失败的基本因素，应归咎于德国
领导阶层始终未能理解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及德国本身真正的安全
需要。150年来英国一直拒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它只肯参
与两种盟约关系：有限制的军事协定，其宗旨一定是为对付有明确范
围及定义的危险；或协约式的安排，好在与他国的利益有相通之处
时，在相关的外交议题上互相合作。就某方面来说，英国对协约
（ entente）的定义当然是一种障眼法，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合不合作主
控权在英国。但协约也有形成道德及心理上连带的作用，并假定——
虽无法律义务——在危机时双方会共同行动。而且这可使英国不致与
法俄接近，至少使其重修旧好变得比较复杂。
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程序。威廉二世坚持要达成他所说的
欧陆式同盟。他在1895年曾说：“英格兰若要盟国或援助，便须放弃
不结盟之政策，并提出欧陆式保证或条约。”但究竟何谓他所说的欧
陆式保证？英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后，显然并不打算许下前
150年一直规避的长期性欧陆式承诺，尤其不会为了正迅速成为欧陆
第一强国的德国而如此。
德国为获得正式保证频频施压却适得其反，原因是它并不真正需
要这种保证，德国已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只要英国不站在
敌国或敌对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
欧陆一旦发生战事时保持友好中立，要达到这个目的，协约式的安排
已足够了。但德国却为了没有必要争取的保证，提供英国不想要的交
换条件（对保卫大英帝国的整体性承诺），以致使对方怀疑德国其实
是想追求全球霸权。
德国的迫不及待更加深英国的保留态度，英国开始严重怀疑德国
的判断。索尔兹伯里曾写道：
“余不愿无视于德国友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
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固更易于与其打交道，气氛亦
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某位老者（俾斯麦）出众之洞察
力。”
在德国领导阶层肆意地结交盟国之际，国内民众则要求空前强势
的外交政策。唯有社民党（ the Social Democrats）虽曾一时冷静，但
最后仍向民意低头，改而支持德国于1914年宣战。德国的领导阶级
对欧洲外交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他们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全球政策。
当年领导普鲁士登上德国盟主宝座的少壮派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
尤其是在美国，被指责为引起战端的罪魁祸首。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以
欧陆政策为重，对欧洲以外的事务不太关心，外交政策走火人魔不应
归咎于这个阶层。反而新兴的工业经营及专业人员阶层，才是煽起民
族主义情绪的主要推动者，而德国政治体制中却没有如英、法数百年
来所形成的机制，有国会作为激进情绪的缓冲。西方民主社会中，强
烈的民族主义风潮可通过国会获得抒发；在德国却必须经由国会以外
的压力团体。
德国虽说相当专制，其领导人却对民意极为敏感，受民族主义压
力团体影响甚深。这类压力团体几乎把外交及国际关系看做是运动比
赛，总是逼使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并更多领土，开辟更多殖民
地，建立更强大的陆军或海军。他们视外交上正常的交换条件或德国
外交出现丝毫的让步迹象为奇耻大辱。首相贝斯曼·霍威格（ Theo
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的政务秘书雷兹勒（Kurt Rietzler），于战
争爆发时正好在位，他曾很贴切地指出：
“现今战争威胁出于弱势政府遭逢强势民族主义运动之
诸国之内政。”
在这种情绪与政治气氛下产生了德国外交的一大败笔，通称为克
鲁格电报事件（ Kruger Telegram），德皇因此失去在19世纪最后的几
年中与英国同盟的可能性。1895年有某个詹姆森上校（ Colonel Jame
son）在英国殖民利益势力，尤其最值得一提的罗德斯（Cecil
Rhodes）支持下率军侵入南非布尔人（Boer）的独立邦德兰士瓦
（ Transvaal）。这次袭击完全失败，令索尔兹伯里政府极为尴尬，虽然
英国政府声称未直接介入此事。德国民族主义的报纸借此机会大做文
章，促请对英国施以更彻底的羞辱。
德国外务部主要顾问兼机要人员霍尔斯坦（ Friedrich von Hol
stein）认为这次得不偿失的突袭是个大好机会，可教训英国与德国为
敌有多么难过，以突显与德国友好的好处。德皇本人则觉得这扬眉吐
气的机会岂可错过。1896年元旦过后不久，他向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
（ Paul Kruger）拍发贺电，恭祝其击退“外来的攻击”。这直接打了英
国一巴掌，而且引起在被英国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心脏地带可能出现德
国保护国的疑惧。实际上克鲁格电报既不代表德国的殖民意图，也不
代表德国的外交政策，它纯粹只是为了讨好民意，也达到了这个目
的。自由派的《德国日报》（ Allgemeine Zeitung）在1月5日说：“政
府多年来的作为再没有更令人满意者。它写出德国人民的肺腑之言。”
德国的短视与轻率促使它一错再错。德皇与其亲信以为，既然向
英国示好未能结成盟约，或许展现一下令德国不悦的代价会更具有说
服力。可惜德国估计错误，这种做法与历史教训不符，历史上找不到
英国向威吓低头的纪录。
原先是为了展现德国友谊的价值的作为，逐渐却演变成真正的战
略挑战。没有比威胁到英国海上的盟主地位，更能使英国成为无转圜
余地的敌人的作为了。但这正是德国所做的，它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
正走上无法回头的挑衅之路。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国内要求
扩建海军的压力便开始升高，以“海权派”为先锋，这是越来越多由
工业家及海军军官组成的压力团体之一。由于与英国关系紧张有助于
要求更多的海军军费，符合海权派的利益，因此他们视克鲁格电报事
件为天赐良机，一如任何有可能与英国在天涯海角产生冲突的其他问
题，包括萨摩亚（ Samoa）的地位、苏丹的边界，到葡萄牙殖民地的
前途等等。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终于导致武力相向。因为德国海军在随
后的世界大战中，仅与英国舰队在日德兰（ Jutland）有过一次非决定
性的遭遇，为争取海军建军的特权，德国却在越来越多的敌对国中又
加上了英国。因为毫无疑问地，英国对一个已拥有欧洲最强陆军的欧
陆国家，又打算在海上与英国平分秋色，势必会加以抵制。
但德皇似乎对其政策的后果视而不见。英国对德国强势作风及海
军扩军的恼怒，一开始并未改变法国在埃及、俄罗斯在中亚对英国形
成压力的事实。但法、俄若决定联手，同时在非洲、阿富汗及中国施
压，又当如何？若德国加入法俄一同在南非攻击英国，又怎么办？英
国领袖开始怀疑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是否仍然合宜。
这一派当中最重要也最好发言的人物是殖民大臣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生气蓬勃的张伯伦比索尔兹伯里整整小一辈，他呼吁
与外国结盟最好是德国，似乎较接近20世纪的精神，而索尔兹伯里
则严守上一世纪的孤立主义思想。张伯伦在1899年11月一次重要的
演说中，呼吁由英、德、美国建立“条顿（ Teutonic）”同盟。他极力
赞同这个计划，未经索尔兹伯里同意便向德国传达相关的信息。但德
国领袖死守要求正式保证的立场，仍昧于条文内容无关紧要，而对他
们关系最重大的是欧陆发生战争时英国保持中立的事实。
1900年10月，索尔兹伯里因健康欠佳不得不辞去外相兼职，专
任首相。继他出任外相的是兰斯多恩爵士（ Lord Lansdowne）。兰斯多
恩同意张伯伦的看法，认为英国无法再以完全孤立保障本身的安全。
但他未能争取到内阁一致同意与德国结成全面正式的联盟，内阁只愿
意接受协约式的安排：“一种（英、德政府）就双方共同关切之特定
问题或世上特定地区可采取政策之谅解。”这与数年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