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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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John Dewey，“The Logic of Verifcation，”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91898，3。87。
＇44＇ John Dewey，“Logic of Judgments of Practice，”The Middle Works，18991924，8。23。
实证主义考证史学的滥觞
我们说胡适的思想里，有他在康乃尔大学唯心论哲学教育所遗留下来的“黑格尔的沉淀”，这并不表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法，以及他的方法论是唯心论的。“沉淀”所意指的是灵感、来源与历史；其存在、其运作，常是下意识的。它并不会规约或局限主人翁在思想上的发展、蜕变与演申。胡适思想里的“黑格尔的沉淀”并不足以妨碍他后来转而接受实验主义。同样地，这个“黑格尔的沉淀”也不影响胡适终其一生服膺实证主义。自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业回国以后，终其一生，他都以杜威的实验主义者自居。事实上，胡适思想的精神与其说是实验主义，不如更正确地说是实证主义。胡适是实验主义其表，实证主义其实；实验主义是他的语言，实证主义是他的内涵。而反映胡适实证主义精神的，莫过于他的考证史学。
有趣的是，胡适的实证主义考证史学的滥觞也是在康乃尔大学。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康乃尔的史学教授也是倾向于唯心论的。“黑格尔的沉淀”并不足以妨碍胡适走向实证主义，他的考证史学，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我们在上文提到胡适在康乃尔的时候所选的历史课。在史学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布尔教授。胡适除了旁听过他的西洋中古史以外，还选修了他的“历史的辅助科学”以及“史学方法”。我们在上文引了《口述自传》，胡适说他是在这门课上第一次接触了历史的辅助科学，诸如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考订学等等。
布尔教授（18571938），根据胡适1938年4月24日日记的描述：“此老为最博学之人，而终身不著书，President White＇白校长——康乃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比他为美国之Lord Acton＇艾克顿爵士＇，学问太博，故不易下笔著书了。”＇1＇胡适对布尔教授的描述，是所有布尔教授的学生都心有同感的。他不但博学，而且是一个典型的诲人不倦的老师。他对学生的奉献，据说在康乃尔是一个传奇。他个性之奇，也是一个传奇。比如说，到年老的时候，他还常用四天的时间步行到八十七英里（140公里）外的罗彻斯特（Rochester），目的在一面走路，一面沉思。同时，他也决定把床给扔掉，改为睡在椅子上，以便让他在任何醒着的时候都可以工作。＇2＇他1881年从康乃尔大学毕业以后，担任白校长的秘书兼其私人书斋的管理员。布尔一辈子只有大学的学位。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故事，是每一个写论文或写书的人都害怕的梦魇。白校长在1884年送他到欧洲去留学。他的计划是要用十六世纪末德国一宗巫师审判案作为题目，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谁知，天不从人愿。1886年复活节，当天是礼拜一，布尔在巴塞尔（Basel）火车站等车去往苏黎世。他在候车室的餐厅吃饭。火车来了，他就径自上了车，把他放论文资料的手提箱给忘在餐厅里了。布尔知道谁拾到那个手提箱都等于拿到天书一样，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这些天书过了七个礼拜才物归原主。等布尔重获他的论文资料的时候，离他原定的论文答辩日期已经太近了，于是他只好放弃了他的博士之梦。＇3＇他一辈子就留在康乃尔大学，直到1922年退休为止。史丹福大学在1891、1892年曾经两度挖角，但都没有成功。＇4＇布尔教授是“美国历史学会”1916年的会长。
博学的布尔教授研究的主题是基督教会，特别是基督教会对异端的迫害与摧残。因此，容忍是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他不但在康乃尔大学开了一门专门研究“容忍史”的课，也常在大学里专就这个题目作公开的演讲。布尔教授的史学理论相当保守和传统，在他早年更是素朴。比如说，1889年秋天开学的第一天，他对他西洋中古史班上的学生讲解历史的意义。他说历史就是“人类的传记”，而人类历史所彰显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进步”。＇5＇等他思想成熟以后，他的历史哲学倾向于唯心论。1904年3月底，康乃尔大学拉丁文教授顾德曼（Alfred Gudeman）在历史系演讲。他的题目是从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的比较，来分析罗马史家塔西佗（Plubius Tacitus）。他说史学在古代是艺术，现在是科学，将来在跟科学争战以后还会回到艺术。他这个论点引起了辩论。布尔教授反对史学在当前是科学而不是艺术的说法。他强调说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而且他认为史学进步的方向是返回从前的艺术方法。真理当然不能为了辞藻和文体而牺牲，但是，科学也不能喧宾夺主，而必须用帮助、强化史学艺术的方法，来使之相得益彰。＇6＇科学与艺术可以让史学相得益彰这个观念是胡适所能接受的。布尔教授在1926年的一篇书评里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7＇
然而，布尔教授的唯心论史学观就不是后来的胡适所能苟同的了。1913年10月12日，布尔教授在“世界文明讲座系列”里演讲史学的特性。这个“世界文明演讲系列”（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是康乃尔大学每年都举办的公开演讲系列，任何人都可以去听，包括市民。只是去听的学生并没有学分可拿。布尔教授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讲者。胡适在1912年10月4日的《留学日记》里提到了这个演讲系列：“今年大学文艺院特请校中有名之教师四人每星期演讲一次，总目为‘文明之史’，自草昧之初以迄近世，最足增人见闻，当每次往听之。”＇8＇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去听了布尔教授在1913年10月12日的演讲。他在前一学年去旁听了布尔教授的西洋中古史，而且他会在下一个学期选布尔教授的“历史的辅助科学”的课，但那一学期他没选任何历史课。布尔教授在这个演讲里，追溯了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他在谈到近代史学方法的兴起的时候，就抨击了新兴科学对史学的冲击。所幸的是，布尔教授说，近代史学方法的兴起，不但得益于其辅助的科学，而且也充分地证明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但有其特有的方法与目标。他说：“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知识建构，而在于旅行、增长见识（acquaintance）、经验与人生。”＇9＇
这句“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布尔教授在1916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会长演讲里，说这是一个英国历史家兼一代宗师所说的话，可能是艾克顿爵士，有待查核。他这篇演讲的题目是“史学的自由”（The Freedom of History）。顾名思义，他的主旨就在捍卫史学要有走它自己的道路的自由。他说史学在历史上一直饱受外来的干涉：在古代，要它成为艺术；在中世纪，要它变成哲学；现在，则要它成为“科学”。他说这种干涉不是自由的讨论，而根本就是一种匕首暗藏的强权（veiled authority）。布尔最讨厌的是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它们不但好做其科学梦，还帝国主义式地亟亟想干涉历史科学的目标和研究法。最有意味的是，布尔教授用女性的性别来指涉史学，说她应该有免于被社会科学强暴的自由：“她今天所要婉拒（demurs）的，并不是任何要考验她，看她够不够科学的试炼，而是那些没有耐心去了解她就想强上她，强要她接受那种为了别的需要、别的目的而产生的方法。”他认为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是一门处理殊相的科学。他服膺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齐美尔（Ge Simmel）、李凯尔特等德国唯心论哲学家的看法。他说：
最让史学感到振奋的，是在英伦海峡以及大西洋两岸所新起的不同形式的新唯心论。那是当代思潮里最重要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代言人不但觉得史学对各种“心灵科学”（sciences of mind）——其目标与方法迥异于“自然科学”——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认为它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有的方法。不但如此，他们还正戮力地为史学的方法建构其逻辑的理论。
接着，布尔又再度引了我认为是艾克顿爵士所说的话，说历史的目的在于：“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然而，他在这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讲辞里引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已经不再是一种恳求与希冀，而是一种另辟蹊径（defance）的自信与豪情。如果史学主要的目的在于“旅行、增长见识、经验与人生”，知识的追求已经成为其次。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与史学追求自由的历史是一体的两面。更有甚者，“所有人类其它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自由——而且必然地，史学的自由——的基础上。”史学的“方法是浸淫在艺术里。这并不是因为她对科学不忠，而是因为这个自由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只有透过艺术，才可能被诠释与共享”。早在“科学”这个后知后觉者懵然地开始摸索人生的奥秘以前，宗教就在苍穹中为人生、为自由立下了戒律；接着，诗歌用驰骋优美的诗句为之讴歌。“当自由渐臻成熟，那一天终于到来了，那位好学深思的放逐者＇注：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留心观察自由的公民如何从事实里汲取经验，审视那位高尚的政治家如何领导他们去作大事业，他有了一个新的洞见。于是，就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雅典，出现了史学之父。”＇10＇
布尔教授的史学观虽然是唯心论的，但他对史学方法的讲求是非常谨严的。他所服膺的狄尔泰、齐美尔、李凯尔特都是注重史学方法的唯心论哲学家。事实上，唯心论的史学观并不妨碍他同时接受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比如说，1903年12月底，布尔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的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主要是讨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吉丁司（Franklin Giddings）的一篇文章：“社会因果论”（A Theory of Social Causation）。吉丁司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史学只作到编年排比的工作。他说除非史学能超越事实的排比，而提出解释、预测的定律，史学就不是科学。社会学最后恐怕不得不越俎代庖，在史学里成立一个社会学的科学分支。参加这个讨论会的有四位：两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史摩尔（Albion Small）以及密西根大学的库利（Charles Cooley）；两名历史家：布尔教授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魏斯特（Willis West）教授。布尔教授除了征引德国唯心论哲学家的说法，说史学是一门殊相的科学以外，他也征引了该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吉丁司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的同事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的说法。他说连塞利格曼都承认史学有其“方法”。他反问说，难道“方法”不可以作为科学的标准吗？布尔说他承认：“历史研究的主题是人的生活和行为。这所谓的人，可以是单独的个人，到民族、国家、甚至文明。历史的研究法不是生物式的，而是传记式的。即使历史家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不管是宗教的还是社会的，偶尔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其主要的目标，用兰克那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就是‘如实陈述’。”＇11＇
布尔教授教的“历史的辅助科学”所注重的，就是如何运用各种不同的科学来辅助史学“如实陈述”的“科学”工作。胡适除了上课以外，显然常从布尔教授游，聆听他的教益。1916年6月中，胡适因为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会，他在开会前先去了旖色佳八天，住在韦莲司家。当时她的父母都还健在。在旖色佳的时候，胡适特别去拜访了布尔教授。当时，胡适即将着手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他在7月5日追记的《留学日记》里，记下了他跟布尔教授的对话：
在绮＇旖色佳＇时往见勃尔＇布尔＇先生（Gee Lincoln Burr），与谈历史考据之学。余告以近治先秦诸子学，苦无善本。所用皆刻本，其古代抄本已无觅处，至竹书则尤不可得矣。是以今日学者至多不过能作许多独出心裁之读法（reading），及许多独出心裁之讲解（interpretation）而已矣。推其至极，不能出“猜测”之外。其猜之当否，亦无从知之。诸家之得失正如此猜与彼猜，相去一间耳。彼善于此则有之，究不知孰为正猜也。先生亦以为不幸，谓“当着力访求古本。古本若在人间，或在地下，则今人之穷年注校，岂非枉费时力？西方新史学初兴之时，学者亦枉费几许有用之精神时力为笺校之工夫。至今世始以全力贯注于寻求古本原本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