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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章

舍我其谁:胡适-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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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觐庄新从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毕业出来,在旖色佳过了夏,要往哈佛大学去。九月十七日,我做了一首长诗送他。诗中有这两段很大胆的宣言: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18'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把文学革命比作科学“缩地戡天”之术对人类的贡献!无怪乎胡适说他在这首诗里作了大胆的宣言。胡适说因为他在这首长诗里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其中十个是人名,如牛顿、爱迪生、培根,等等,另外一个是抽象名词,“烟士披里纯”,即“inspiration”,是梁启超用音译英文“灵感”一字。这引来了任鸿隽一首打油诗,笑他“鞭笞一车鬼'洋鬼子'”。9月20日,胡适坐火车离开旖色佳,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在火车上他用任鸿隽打油诗的韵脚,写了一首答诗。就在这首《和叔永戏赠诗》里,胡适第一次用了“诗国革命”的字眼: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然而,胡适说由于当时“我初到纽约,觐庄初到康桥,各人都很忙,没有打笔墨官司的余暇。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19'
从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留下来的资料,以及他在《逼上梁山》里所作的回忆,我们其实可以重建出一个文学革命萌芽的端倪。如果胡适在1915年8月26日写完《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的时候,不但没有想到白话可以替代文言,而且还认为文言的问题不在于文言本身,而在于文言的教授法,这就意味着,一直到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前夕,胡适还没有走到白话文学革命的门栏。胡适在离开旖色佳之前的那个夏天,跟任鸿隽、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如果他提到了文学或诗国革命的想法,这应该会反映在他跟任鸿隽、杨铨赠别唱和的诗里。然而,他们的赠别诗里,都没有文学或诗国革命的命意。任鸿隽的赠别诗有句云:
今日复赠君,我言将何似?不期君以古,古人不足伍。不期君今人,今人何足伦?丈夫志远大,岂屑眼前名?一读卢(骚)马(志尼)书,千载气峥嵘。'20'
胡适在8月29日回赠的诗则云:
君期我作玛志尼(Mazzini),
我祝君为倭斯袜(Wilhelm Ostwald)'德国化学家'。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
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僇力。
临别赠言止此耳,更有私意为君说:
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
颇似孟德语豫州,语虽似夸而纪实。
“秋云丽天海如田”,直欲与我争此席。
我今避君一千里,收拾诗料非关怯。
此邦邮传疾无比,月月诗筒未应绝。'21'
从胡适和任鸿隽唱和的赠别诗来看,在任鸿隽的理解里,胡适的志向是要作中国的马志尼。只是,胡适在祝祷任鸿隽成为中国的倭斯袜的同时,还有“私意”告诉任鸿隽,说在美国上千的中国留学生里,他和任鸿隽是“我诗君文两无敌”。由于任鸿隽的诗也极佳,胡适谦称他转学到纽约去是“避君一千里”。然而,胡适允诺说,借着美国“疾无比”的邮政服务,他们的唱和将会是“月月诗筒未应绝”。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说到写诗唱和,却一无诗国革命的痕迹。
胡适和杨铨的赠别唱和则连诗都不提了。胡适在9月2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杏佛赠别词有“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之句。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其词又有“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又壮其志愿之宏,故造此词奉答,即以为别。
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还相问:“岂胸中块垒,今尽消乎?”君言:“是何言欤!祗壮志新来与昔殊。原乘风役电,戡天缩地(科学之目的在于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颇思瓦特(James Watt),不羡公输。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22'
图22 康乃尔大学时期的师生合影。从左到右:李观森(H。S。Lee)、金邦正、胡适、杨铨、Mason教授、Jacoby教授、任鸿隽、陈茂康(M。K。Tsen)。(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为什么在胡适所有的赠别诗里,唯独他写给梅光迪的谈到文学革命呢?这其实不难解释。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得很明白:他们1915年夏天在旖色佳常相聚谈的“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
为什么胡适在跟任鸿隽酬别唱和的时候没提起文学或诗国革命,反倒在任鸿隽和他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的打油诗以后,他才在《和叔永戏赠诗》里谈起诗国革命呢?这也容易解释,因为任鸿隽在他的打油诗里已经先提起了文学的革命: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23'
既然任鸿隽在打油诗里,用胡适送给梅光迪的“文学革命”、“鞭笞驱除一车鬼”,还治胡适,戏谑他想“鞭笞一车洋鬼子”来造文学革命。无怪乎胡适干脆豁了出去,仰天长啸地宣称:“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胡适说,他在9月20日晚从旖色佳到纽约的夜车上写了这首《和叔永戏赠诗》以后,接下来的是暂时的停战。事实上,连说“暂时的停战”都算是夸张的说法,因为这时候其实还是在战争的前夕。在此之前,胡适即使跟他在旖色佳的朋友讨论了中国文字与文学的问题,文学革命的大旗,他当时还没举起呢!换句话说,这还是胡适被“逼上梁山”的史前史时期。胡适在这个时候还不认为白话文可以完全取代文言文,更遑论诗国革命了!然而,等到文学革命、诗国革命这个旌旗一旦祭出,战争就无法避免了。更重要的是,胡适连诗国革命的行动纲领都已经讲出来了:“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1'《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316注1。
'2' 例如胡适,《〈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胡适全集》,2:852。
'3' 例如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128。
'4' Daniel Fried,“Beijing’s CryptoVictorian:Traditionalist Infuences on Hu Shi’s Poetic Practice,”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3。3(2006),p。372。
'5' Daniel Fried,“Beijing’s CryptoVictorian:Traditionalist Infuences on Hu Shi’s Poetic Practice,”p。388。
'6'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129130。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221。
'8'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99100。
'9'“The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2(December 1910),pp。180193。
'10' Pingsa Hu,“Chines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2(December 10,1911),pp。185189。
'11' Loy Chang,“The President’s Messag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2(December,1913),p。159。
'12'《胡适日记全集》,1:472。
'13'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131。
'14'《胡适日记全集》,2:207。
'15'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2。
'16'《胡适日记全集》,2:207208。
'17' Suh Hu,“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Concluded):III;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6(April 1916),pp。567572。
'18'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3104。
'19'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全集》,18:103106。
'20'《胡适日记全集》,2:203。
'21'《胡适日记全集》,2:214。
'22'《胡适日记全集》,2:216。
'23'《胡适日记全集》,2:231。
从作英诗到作白话诗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虽然他写下了“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一诗句,但到底如何“作诗如作文”,他其实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1'这可真印证了我在第二章征引的韦莲司1938年对胡适的批评。她说:“你在朋友圈里,会轻率地说出你对公众或社会事物的看法。你这样作是因为你脑筋很快,而不是因为你有了理由充分的意见。因此,当你在矛盾之海泅泳的时候,你也许看到了某些字句(相信它们是对的),就说:‘我宁愿我是对的。’”'2'这是许多人所不知的胡适年轻气盛的一面。
如果胡适在写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样的豪语的时候,他其实对如何进行“诗国革命”,还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那么,他的灵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胡适在他所留下来的资料里,有几次触及了这个问题,但最后还是吝于吐露真言。比如说,当胡适在1916年跟梅光迪笔战正酣的时候,梅光迪就讥诋他,说他的文学观是“偷得”十九世纪功利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余绪;'3'其文学技巧、形式,则是“剽窃”当时美国流行的“不值钱的新潮流”。'4'梅光迪所说的这些“新潮流”为何?以文学、美术为例:其“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未来主义'、Imagism'意象主义'、Free Verse'自由诗',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arts'文学艺术的颓废运动';美术界如Symbolism'象征主义'、Cubism'立体主义'、Impressionism'印象主义'等等。”'5'
对于梅光迪说他是“偷得”十九世纪功利主义与托尔斯泰的馀绪的指控,胡适说:“余闻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其为Tolstoian'托尔斯泰式的',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是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为Tolstoian也。”'6'至于梅光迪说他“剽窃”当时美国流行的“新潮流”,胡适反诘:
来书云:“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此一语中含有足下一生大病。盖足下往往以“耳已闻之熟”自足,而不求真知灼见。即如来书所称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门外汉所能肆口诋毁者也……足下痛诋“新潮流”尚可恕。至于谓“今之美国之通行小说、杂志、戏曲,乃其最著者”,则未免厚诬“新潮流”矣……足下岂不知此诸“新潮流”皆未尝有“通行”之光宠乎?岂不知其皆为最“不通行”(unpopular)之物乎?其所以不通行者,正为天下不少如足下之人,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而痛绝之故耳。'7'
对我们而言,胡适的反诘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因为对梅光迪的指控,他完全没有回答。梅光迪说他“偷得”十九世纪功利主义与托尔斯泰的余绪,他的回答是他只管中国的需要,不论西方批评家的议论;至于梅光迪说他“剽窃”美国当时流行的“新潮流”,他不直接回答,而是反过来讥诋梅光迪对“新潮流”的理解不是去亲自领略的,而是用“耳闻”的。我们知道胡适对“新潮流”,特别是艺术的“新潮流”,即使是不了解,至少是会敬而远之的。他当时所爱慕的韦莲司就是一个前卫艺术家。这不是胡适第一次批评梅光迪习于接受“第二手”的知识。他在这之前就当面说过梅光迪。他在1916年7月13日追记的日记里说:“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此次与觐庄谈,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8'
当然,胡适没有正面回答梅光迪的指控,最终还是不重要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十九世纪的功利主义、托尔斯泰的余绪,还是美国当时流行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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