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8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1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丽丝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谈起。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个弃婴。
灾难过后几星期，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和父亲谁也不收拾铺着油布的厨房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我们把碗碟泡在洗涤槽的污水里，碰都不碰，直到连一个干净的都没了，我们才从里面掏出几只盘子、几把刀叉，在水管下冲洗干净，用完后放回已经开始发臭的一堆餐具上。垃圾箱塞满，味道难闻，因为我们谁都不愿倒垃圾。我们把衣服就近扔到椅子上，如果要用椅子，我们就干脆把椅子上的东西统统扔到地上，地上早已堆积着许多书、纸张、果皮、脏手绢和发黄的报纸。地板四周蒙上了一圈圈灰尘。即使厕所堵了，我们也不愿尽举手之劳。一堆堆污垢从卫生间流到走廊里，与乱七八糟的空瓶子、卡片盒、旧信封和包装纸混在一起（在《费玛》一书中，我多多少少这样描述过费玛的房间）。
然而，透过这层混乱，一种深深的相互体谅之情弥漫着我们冷清的家。父亲终于不再坚持给我规定作息时间，让我自己决定何时熄灯。而我呢，从学校回到空无一人、无人照管的房子，自己给自己简单弄点吃的：煮鸡蛋、奶酪、面包、蔬菜，还有什么沙丁鱼或金枪鱼罐头。我还给爸爸切两片面包，里面夹进鸡蛋和西红柿，尽管他一般早就在塔拉桑塔的食堂吃过了。
尽管沉默与惭愧，可父亲和我那时很亲近，正如去年冬天，一年零一个月之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我和父亲犹如一对担架手，抬伤员攀上陡坡。
这一次我们相互扶持。
整整一个冬天，我们也没有开窗。好像我们怕失去房间里特别的气味，仿佛我们对彼此的气味感到舒适，即使气味变得非常浓烈。父亲一双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色晕圈，像妈妈失眠时那样。我会在夜间醒来，惊恐万状，窥视他的房间，看看他是否像她那样坐着，忧愁地凝视着窗子。但是父亲没有凭窗而坐凝视乌云或明月，他给自己买了台飞利浦牌小型收音机，带有绿灯，他把收音机放在床头，躺在黑暗中收听各种广播。半夜，以色列之音停止播音，收音机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响，他伸手调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节目。
一天傍晚，施罗密特奶奶不期而至，带来了两盘特意给我们做的食物。我一开门，迎面所看到的一切，或扑入鼻孔的恶臭，令她惊骇不已。她几乎没说一句话，转身便逃。但是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又返回来，这次带着两个清洁女工、大量清洁物品和消毒剂。她把作战指挥部设在院里的一条长椅上，对着屋门，从那里指挥大扫除行动，一连持续了三天。
就这样，家里变得井然有序，父亲和我再也不对家务活不闻不问了。雇了一个清洁工，每周来上两次。房子整个通风，打扫得干干净净，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甚至决定重新装修。
但是，从那混乱的几星期起，我患上了某种洁癖，使我周围的生命境遇悲惨。任何没有放好的纸片，没有折好的报纸，或者没有清洗的茶杯均会令我心里不得安宁，即便不是神志不清。直至今天，我像某种秘密警察，或者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或者像施罗密特奶奶那样耽于整洁，每隔几个小时就擦一遍房间，无情地将那些不幸出现在表面的可怜物品流放到西伯利亚深处，要么就是把某人因打电话留在桌上的书信或散页印刷品藏到被上帝遗弃的抽屉里，某位可怜的受难者把一杯咖啡放在那里晾凉，而我却把它倒掉，冲洗杯子，口朝下放进洗碟机，残忍地收起钥匙、眼镜、便条、药品、某人稍不留神没有看住的蛋糕，所有的东西都落入这个贪婪妖魔的血盆大口，于是乎，乱七八糟的房子终于有点整齐了。因此这个家不会有很多痕迹，令人想起那时我和父亲的住处，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们应该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1＇ ，只要她知道。
后来，父亲有天狂暴地袭击了妈妈的抽屉，以及二人衣柜中妈妈的那一边，在他的愤怒中，只有几件物品幸存下来，她姐妹和父母通过我要这些东西留作纪念，事实上，它们被放在薄纸板箱里，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在我某次去特拉维夫时带去。其他所有的东西，衣服、裙子、鞋、内衣、笔记本、长筒袜、头巾、围巾，甚至装满她童年时代照片的信封，都被他塞进从国家图书馆拿回来的防水袋里。我像只小狗，跟着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他疯狂地行动，我既不帮忙，也不阻止。看爸爸怒不可遏地拉开她床头柜的抽屉，把所有的东西，廉价珠宝、笔记本、药片盒、一本书、一块手绢、一只眼罩和一些零花钱统统倒进一个袋子里。我一句话也没说。还有妈妈的粉饼、发刷、卫生用品和牙刷，一切。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斜倚门框，看爸爸一把扯下她挂在卫生间的蓝围裙，嗤啦一声，塞进一个口袋里。也许当犹太邻居被强行带走塞进闷罐车里时，笃信基督教的邻居就这样站在那里观望，目瞪口呆，因为情绪激动，不知道心中想些什么。他把这些袋子送到哪里去，是捐献给临时难民营里的穷人，还是捐给那年冬天遭受水灾的受难者，他从未跟我说过。傍晚，她的任何痕迹都不见了。只是在一年以后，爸爸的新夫人住进来时，出现了六只朴素的发夹，这包发夹，不知何故设法在床头柜和衣橱间的狭小缝隙里留存下来，并藏匿一年。爸爸噘起嘴唇，把它也扔了。
清洁工来了几个星期之后，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爸爸和我逐渐每天晚上在厨房举行日常工作会议。我开始简要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的一天，他给我讲那天站在书架当中和戈伊坦教授或罗滕斯特莱恩进行的有趣谈话。我们就政治形势、贝京和本——古里安或是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在埃及发动的军事政变交换意见。我们又在厨房挂起了卡片，写下——现在笔迹已经不相似了——需要在食品杂货店或蔬菜水果店买些什么，我们都得在星期一下午理发，或者是给莉兰卡阿姨买小礼物祝贺她获得了新文凭，或者给施罗密特奶奶买小礼物祝贺她过生日，具体数字一向是牢牢保守的秘密。
几个月之后，爸爸重新恢复了擦鞋的习惯，皮鞋在电灯光的照射下直至闪闪发光，而且晚上七点钟刮脸，穿上浆过的衬衫，系上丝绸领带，把头发润湿后向后梳，喷洒须后水，出去“和朋友们聊天”或“讨论工作”。
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耽于梦幻，写作，涂掉，再写。要么我就出去，在干河床里来回游荡，摸黑检查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的约以停火线沿线无人区和雷区周围的隔离墙。当我在黑暗中行走时，我低声哼唱，啼——嗒——嘀——嗒——嘀。我不再渴望“去死，或征服高山”。我想让一切都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过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
【注释】
＇1＇ 见《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8节。
62
1952年1月6日，周六和周日之交的夜晚，母亲在特拉维夫的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的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全国正就以色列针对纳粹时期遇难犹太人财产损失是否应该索赔或接受德国赔偿争论。一些人赞同大卫·本——古里安，不允许杀人犯继承掠去的犹太人财产，当然要以货币形式全部归还以色列，帮助接纳大屠杀幸存者。另一批人，以反对党领袖贝京为首，痛苦并愤怒地宣称，受难者唯一的国家廉价地向德国出售赦免券，以换取带有血腥气的金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玷污了死者的人格。
1951年到1952年的冬天，整个以色列暴雨滂沱，几乎不见停歇。阿亚龙河，穆斯拉拉河谷，水流扑岸，淹没了特拉维夫的莫提费奥地区，并有即将淹没其他地区的危险。滔滔洪水给临时难民营造成了极大破坏，帐篷、瓦楞铁或帆布棚屋里挤满了从阿拉伯国家逃来的一无所有的犹太难民，还有逃脱希特勒魔爪从东欧、巴尔干来的犹太难民。有些难民营已经遭洪水阻隔，濒临饥饿与瘟疫的危险。以色列国家还不到四岁，只有一百万多一点的人居住其中，其中三分之一是身无分文的难民。以色列由于在防卫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上接纳难民，还由于官僚政治恶性膨胀、管理体制笨拙，因此国库空虚，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务濒临崩溃边缘。那周周初，财政部长大卫·霍洛维茨肩负紧急使命飞往美国，希望一两天之内得到一千万美金的短期贷款以战胜灾难。父亲从特拉维夫回来后，和我讨论了所有问题。他星期四把母亲送到了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在那里过了一夜，星期五回来后，从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那里得知，我可能感冒了，但坚持爬起来上学。奶奶建议我们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过安息日，她认为我们看上去都像染上了某种病毒。但是我们愿意回家。从爷爷奶奶家回去的路上，走到了布拉格小巷，父亲决定真诚地、如成年人对成年人那样向我汇报说，一到哈娅姨妈家，母亲的精神状态就有所好转，星期四晚上他们四人一起到迪赞高夫大街和杰伯廷斯基大街交界处的一个小咖啡馆，离哈娅和茨维的家只有几步路。他们只打算待一会儿，可一直在那里坐到打烊。茨维详细叙述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医院生活，妈妈脸色见好，加入谈话，那天夜里，她睡了几个小时，然而到后半夜，她显然醒来，坐到厨房里，以免打搅大家。早晨，当父亲和她告别回耶路撒冷去上几小时的班时，母亲许诺，没必要为她担心，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要他好好照顾孩子，昨天他们来特拉维夫时，她觉得孩子感冒了。
父亲说：
“母亲说你感冒非常正确，我们希望，她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很正确。”
我说：
“我只剩一点作业没做了。我做完作业，你有时间跟我往集邮册里粘些新邮票吗？”
星期六，几乎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啊下啊，没有停息。父亲和我一连几个小时专注于集邮。我们有时头碰头。我们把邮票同大厚本不列颠目录上的图片一一比较，父亲给它在集邮册里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与以前的邮票放在一起，或者另起一页。星期六下午，我们躺下休息，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近来成为妈妈病床的床上。爷爷奶奶邀请我们休息之后去他们家，吃浸泡在金黄色调味汁里的鱼饼冻，周围撒上一圈煮胡萝卜片，但是我们都流鼻涕，咳嗽，外面又下着瓢泼大雨，因此决定最好待在家里。天空阴霾，我们四点钟就得开灯。父亲坐在书桌旁，为写一篇已经二度延期的文章工作了两个小时，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埋头于书籍和卡片中。他工作时，我躺在他脚下的地毯上看一本书。后来，我们玩国际跳棋：父亲赢了一盘，我赢了一盘，第三盘我们打平了。很难说是父亲打算要这种结果，还是听其自然。我们吃了一点甜点，喝些热茶，我们都从妈妈的药堆里拿了两片药来帮助抗击感冒。后来我上床睡觉，我们都在早晨六点钟起来，七点钟，药店老板的女儿茨皮来告诉我们，有人从特拉维夫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过十分钟再打来，请克劳斯纳先生立即赶到药店里，她爸爸让她说，可能有急事。
哈娅姨妈告诉我，在茨阿哈龙医院任行政主管的茨维姨父，星期五从医院里请了一位专家，他主动下班后专程赶来。专家不慌不忙给妈妈做全面检查，停下来和她聊天，接着又继续检查，检查完毕后，他说她疲倦、紧张，身体有点透支。除失眠外，他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心理经常是身体之大敌，它不让身体生存，在身体要享受时不让它享受，在身体要休息时不让它休息。倘若我们能像取出扁桃体与阑尾那样把它取出，就可以健康而心满意足地生活上千年。他认为，星期一到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做检查没多大必要，但是也不会有坏处。他建议彻底休息，避免任何情绪激动。尤其重要的是，他说，病人应该每天至少出去一个甚至两个小时，她甚至可以穿得暖暖和和的，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