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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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荫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仅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亲戚通过电话定期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19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房往他们那里的小药房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着回复。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让我们放心，本月19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在小药房里等，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
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房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们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
兴奋之情就这样酝酿出来。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房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再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
“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
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重大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一行三人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房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
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9＇　）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10＇　，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11＇　问哈兹菲尔德＇12＇　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13＇　同志在对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对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
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要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了，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们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在对接线员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员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或者是西顿先生，或者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
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弯弯曲曲，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被日头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啊，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
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或者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员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或者：“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
接着，药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
“讲话。”
“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房里给你们打电话。”
“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
“也挺好的。”
“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
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
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都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14＇　，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相告，掬同情之泪，抑扬顿挫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要表达私人情感时，他们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欧洲资产阶级的规矩强化虔城犹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
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的语言，讲希伯来语时，你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陌生的车子在陌生的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
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文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也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30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能怎么解释呢？
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密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注释】
＇1＇　马丁·布伯（1878——1965），生于德国，1938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犹太神学家，哲学家。
＇2＇　格肖姆·肖勒姆（1897——1982），生于德国，1923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历史学家和犹太神秘主义学者。
＇3＇　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1），生于波兰，1913年到1924年居住在德国，后定居在耶路撒冷，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　基督教青年会，全球性的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已有约一百七十年的历史。
＇5＇　即中非共和国，当时仍为法属领地。
＇6＇　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2012），美国宇航员，1969年7月乘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成为人类登上月球的第一人。
＇7＇　犹太人重要节日之一，纪念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8＇　大卫·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9＇　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政府第一位女总理。以色列建国初期相继任劳工部长和外交部长。
＇10＇　摩西·库勒（1911——1989），以色列内阁部长，政界领袖。
＇11＇　伯尔·洛克（1887——197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之一。
＇12＇　哈兹菲尔德，1888年生于俄国，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热衷于购买土地与定居事业。
＇13＇　鲁巴晓夫（1889——1974），以色列第一任教育和文化部长，以色列第三任总统。
＇14＇　杰伯廷斯基（1880——1940），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中文亦译作雅伯汀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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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
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配炒鸡蛋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产品，工人阶级，恪守党规，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颗温和的橄榄，“天蓝蓝，海蓝蓝，我们在这里建港湾，建港湾”。
与这一既定团体相抗衡的是“不隶属者”，别称恐怖主义者，以及住在梅·沙里姆的虔诚的犹太人、仇视犹太复国的极端正统主义者，还有一群混杂的乌合之众，包括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