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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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会诊，认为是阿托品样中毒反映（应）。随即查服用药物，找到曼陀罗籽约60～70粒。……11月27日晚症状逐渐减退……”

药典记载：曼陀罗又称醉仙桃、佛花，有剧毒，国家限制销售。

事后，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批示查找原因。但你想，对一个尚在监护中的犯人，怎么可能找到答案呢？301医院最终的报告是：“医疗事故，但不排除政治因素。”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九九八十一难。张爱萍，你命硬如虎！

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林彪发动政变的纲领《571工程纪要》转发下来，以供全国人民批判。它像天籁之声，中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音，来自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扞卫者发自心底的声音：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注：以上引自［1972］中共中央4号文件）

我们设法把文件摘抄下来，带到医院，读给尚未解除监护的父亲听，他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林彪集团的崩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中只剩下江青集团了。1972年底发起了对右倾回潮风的批判，但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对反动的反动，不仅没有挽回被林彪带走的对“文革”的信念，反倒使江青集团的势力迅速崛起。在1973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成为了政治局里最强势的宗派集团，而且王洪文还事实上接替了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孔老二，一个人民不认识的“林彪”被抛出来，借以掩盖导致林彪现象直接的政治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大起色，当年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朝着他们影射的对象猛扑过去、乱撕乱咬的景象并没有如期出现。他们的期盼已成过眼云烟，没有什么人再愿意为他们火中取栗了。

“文革”的信任危机到来了。当时在私下里流传很广的是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赵朴老写道：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父亲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毛泽东又一次做出了惊人之举。他选定了一个曾被他打倒的铁腕人物来为他收拾残局。邓小平，一个意志刚强的、具有政治智慧和胆略的老一代领导人重新站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以“永不翻案”的承诺为前提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玩笑的确是开得太大了。

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李志民政委，邀请他到福建治疗，这是石一宸副司令员提议和安排的。军区后勤部黄副部长介绍说，福州有个老中医林如阔，专治接骨，神奇得很。这时邓小平已复出任总参谋长，经他批准，整个1974年，父亲都在福州治疗。这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志民政委和新来的皮定均司令员给他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中医林老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果然医术超群，加上父亲的顽强，伤势的恢复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时罗瑞卿也解除了监禁，父亲动员他也来福建治疗，罗还有些犹豫，自己戴罪之身，怎好提出这种非分的奢求？父亲说，找小平同志一定能行。罗写了个报告，父亲看了说，直截了当的提要求就行了，遂把报告上有关检讨的文字全都给划掉了。果然，邓小平马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那时，在众多的大军区中，福州军区算是个受迫害干部的避风港。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开展“揭批查”，清理“四人帮”和林彪的帮派体系。当年在韩先楚手下工作过的福州军区的一些干部，受到了牵连。提交军委常务会议讨论时，父亲说，今天我要为韩先楚和他手下的这些同志说上几句话。毋庸讳言，我就得到过他们的照顾，我的儿子落实政策也是找的他们。叶帅、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还有罗瑞卿同志，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得到过这些同志的保护和照顾。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顶住高压，向受迫害的同志伸出援助之手，是难能可贵的。“文革”是党犯的错误，怎么能要求下面的同志承担责任呢。除个别品质恶劣，罪行极大的人外，检讨了、认识了、向被整过的同志道过歉了，就不应再追究了。当时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的几个同志，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一致表示赞同。

福建多白兰花，我的父母把它们摘下来，放进瓶子里，再注上蒸馏水，密封起来，以供观赏。我去看他时，屋子里大大小小的摆了十几个瓶子，谁来看望他，就送人家一瓶。和他谈起外面的消息，他也很注意去听，但从不打听，也很少发表评论，你要说，他就听着，默默的。送来的“两报一刊”报纸杂志从来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务员就一齐收走。我说，随便翻翻也好嘛，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梦呓之语！”

每天，他照例是敷药、理疗、锻炼行走；再就是看《红楼梦》，写诗，练书法。

他说：“我过去最讨厌这类谈情说爱的书，可毛泽东说他读《红楼梦》读了4遍，闲来无事，找来读读也无妨。”

他还真有了心得体会。他特意把那首“飞鸟各投林”抄下来寄给我。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后来见他时，他指着这首诗说：“总有人要怎样的，你看吧，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974年国庆节前夕，父亲接到回京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的通知。他不想去，只想远离京城安安静静地疗伤。我们大家都劝他，亮相也是证明自己啊！说你不为自己，也要考虑别人啊，有多少人因为你，而无辜受到牵连啊！这后一句话打动了他。

父亲参加招待会回来说：“好多人都是多年没有见到了，恍若隔世啊。”

“宋老鬼（注：宋时轮）把我的拐杖一把抢了去，说你没问题的。人大会堂的地滑得很，我保持着平衡，一点点地蹭，好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在那张写着我名字的椅子背上，挂着我的拐杖……这个老鬼！他说得对，我没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丢掉拐行动。”

叶帅来到我父亲下榻的京西宾馆。

叶帅是我父亲敬重的领导人。长征中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后，由叶帅接任，父亲就在他的领导下作战。抗战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搞统战，叶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父亲代表共产党方面赴徐州与李宗仁会商台儿庄战役，就是遵从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部署。父亲喜欢叶帅的诗，他和叶帅还有唱和。50年代搞精简整编，父亲说：“我那种六亲不认的劲头，搞得几个老同志不舒服了。”“文革”初，叶帅把父亲，还有杨成武、肖华等几个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找到西山，说诸位在座的就有给刘少奇吹喇叭抬轿子的。父亲说：“我想他大概是在指我了。不过，他说毛泽东能活到150岁，林彪能活到100岁，那是彭祖转世啊？笑话！”后来，我叔叔张灿明见到他，问起哥哥的事，叶说：“爱萍能有什么问题，还不是某某在整他！”

经历了9年的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在改变着每一个人。他们在一起谈到局势，谈到军队，也谈了父亲今后的工作问题。一个月后，11月6日，叶帅又邀父亲去西山他的住处，仍然是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福建休养的清闲日子结束了。

1975年3月8日父亲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8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急风暴雨般的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4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了。

父亲回忆说：“我是不想再干的，宋老鬼要我去军科我都不去。”

宋时轮当时是军事科学院院长，是我父亲最真挚的朋友，无话不谈。两人特质同属秉性刚烈、嫉恶如仇。但宋比我父亲老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点子要多，父亲戏称他“老鬼”。宋深知我父亲在“文革”中的磨难，邀他来军科和自己搭班子。宋说，我和叶帅去说，院长、政委你选。出于友谊，他一是想让父亲恢复一下身体；二是两个人在一起也好帮衬着度过这个非常的日子。

父亲何尝不理解老战友的这番苦心。平心而论，去军事科学院确是个极佳的选择。单位级别高，相当于大军区正职，可以说是官复原职。作为研究机构，远离权力中心，人员结构、工作性质相对单纯。在当前各派力量角逐白热化的状况下，阵线混乱，前景叵测，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安全的、主动的待机位置上，冷眼观潮，积聚力量，以图再起，作为军事指挥员这只是个常识问题。何况，宋时轮又是这么个仗义而且足智多谋的老朋友，两个人搭档，不失为最理想的选择。

但父亲还是无意于官场。他已经心灰意冷，厌倦仕途，他说：“我只是浮萍一叶。”这正应了“爱萍”这个名字，看来他去意已定，只想飘逸江湖。宋时轮后来病逝，父亲写诗怀念他：“笑声常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一副酩酊大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跃然纸上。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是昨天发射的，还是几天前发射的？因不涉及问题的本质，对确切日期，我也没有去核准。但他们的谈话肯定是在1974年11月5日之后。

叶帅接替总理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10月22日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今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叶帅说，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怎么样了呢？父亲问。

父亲作为聂老总和罗瑞卿总长的助手，最早战略武器的规划、计划、体制编制和基地建设、型号验收都是他分管的，后来又接过了科研试制和组织实施。仅就航天方面，就有近、中、远程导弹；运载火箭；通信、侦察、气象卫星三大领域。只是载人航天和反导系统还没有定论。

父亲说，原计划是1969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他当然记得，1965年10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1966年5月，正式命名为长征－1号，一、二级和控制系统以中远程导弹为基础，配上最新的以固体推进剂为动力的第三级火箭，一举将400公斤重的卫星推上440公里的圆轨道上。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439．2384公里的环地球轨道。虽然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一年，但毕竟凭借着体制的惯性，还是成功了。

但惯性总归是有限的。1972年8月10日长征－1号发射试验卫星失败；1973年9月18日发射又失败；长征－2号发射的返回式卫星，一直拖到了1974年……

11月5日清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