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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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精简整编，1950年4月解放军陆军部队分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组建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三支力量，罗瑞卿出任司令员兼政委。直到1955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总员额40余万人。
1957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和领导机构的决定。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从此，公安军作为一个军种消失了。
一直到1982年，中央决定将担负内卫勤务任务的部队，同实行义务兵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先后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有：武警内卫部队、武警边防部队、武警消防部队、武警警卫部队、武警黄金部队、武警水电部队、武警交通部队、武警森林部队等。从此，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重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在循环着。当年在公安军机关的安置问题上，父亲和公安军司令，后来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罗瑞卿发生了冲撞，一个倾向削减，一个倾向保留，虽然未见得有什么大碍，但总归是官场的忌讳。“文革”来了，新账老账一起算。我们背后说他，这种得罪人的事，办起来，怎么就一条筋？这不，终于落进自己挖好的陷阱里去了吧！
1957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指定父亲就三军发展的比例和重点问题向大会做一个说明。父亲一贯的看法是，鉴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陆军仍将是战场上的主体。在国家经济的现有条件下，我军应以陆军为主，在海、空军的发展上，优先发展空军。这是一个全局。”
“我的观点是，陆军要重点发展火炮、坦克和野战防空武器。现代的战场是炮战而不是枪战；没有坦克就无法形成突破能力；战场防空主要靠陆军自己，不可能过分依赖空军。”
“空军主要是保障国家重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的制空。空军以歼击机和地空导弹为主。发展强击机和中近程轰炸机，突击敌战役后方、交通线和破坏敌战役的集结、展开。空军还无法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敌方上空的制空权，所以现阶段不必考虑发展远程轰炸机。我预言，空军无法保障陆军的防空，几十年都不行。刘亚楼也同意我的观点。”
“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对登陆来犯之敌，不能依靠海军在海上歼灭，还是要立足陆军在沿海纵深地带消灭敌人。另外，海军还有个隐蔽的问题，总不能像甲午海战那样吧。至于海军自己也想搞飞机，目前怎么做得到？我看是不现实的。”
“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
是啊，各路诸侯哪个是说说道理就能摆平的？
父亲有些恼怒了，他说：“我们都是小米加步枪过来的，为什么离开了陆军就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
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
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两个上将拍了桌子，其他人该说什么好？
当晚，总参动员部部长王平上将来找我妈妈，他当时也是整编领导小组的成员。妈妈回忆：“王平说你也劝劝爱萍，他在这样的领导位置上，对别的同志说的话完全可以不去计较嘛。计较了，既伤同志间的感情，也有损自己的形象。”
你怎么和我爸说的？我问妈妈。
妈妈说：“我转告了王平的话，你爸说，是啊！是老毛病了，多次下决心改，总是不自觉地又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一定改。”
我很想听父亲亲口说说这件事，他说：“事后想起来，我的方式是不好。但研究工作问题，提有什么后台，怎么讲出这样无原则的话呢！我是很愤怒。”
又何止这一次。父亲回忆：“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
黄克诚就不像我父亲的脾气。他在回忆精简整编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们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做出新贡献，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的重要，争得不可开交。……我说，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现在建设不是也一样吗？海军要舰艇，当然合理，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搞些见效快、费用低的小型舰艇，不是更实际些吗？建设空军比海军费用要少些，需要更急些，所以我们考虑重点在空军。”（注：《黄克诚自述》284页）
你看，同样的意思，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到底比父亲大8岁。
黄克诚还说：“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个别坚持己见的，仍然争论不休的，我们也不妥协。这时重要的在于保持冷静，不怕吵、骂，坚决不动摇。对吵骂凶狠者稍有退让，那就只会鼓励大家都来吵骂，弄得更乱、更无法处理了。当然，这样做要得罪不少人，使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满，也只得听之任之了。”（同上）
彭在总结会上说，这次精简整编是有成绩的，但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团结，都应该做自我批评。他强调说，作为总部，是领导机关，更应该主动些。
我问父亲，这话是批评你吧？他说：“没有印象了。干这种事，哪能让人人都顺心？关键看事情办得怎样，他爱怎么讲都行。”
黄克诚讲的得罪人，是注定的了，否则，彭德怀也就不会把我父亲调来做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批人，陆续都遭到了报应。父亲还算是最走运的，一直捱到“文革”，才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张爱萍，你不是很狂吗？充当彭德怀的打手，砍这砍那的，没想到今天砍到自己头上了吧！”
指的就是这次整编，在研究国家武装力量体制时，父亲提出，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理应由国家主席来担任。天晓得，没过多久，毛泽东说他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刘少奇来当。“文化大革命”中，刘被打倒，清理他的党羽时，就有人出来揭发，张爱萍此举的目的，就是为刘少奇篡夺军权。这种事红卫兵说说也就算了，总参党委还真是煞有介事地报到林彪和毛泽东那里。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争吵归争吵，但争吵中也贯穿着许多愉快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党政军领导机关一般周末都举行舞会，追溯源头，许多老同志讲是从延安带过来的。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战争年代的生活很严谨，解放后，陈老总说我，你这个家伙也太古板了，扑克下棋娱乐活动都不参加，以后我来教教你，就先从五子棋学起吧。后来在杭州工作时，少奇同志来这休息，省委军区举办舞会，是王光美同志教会我跳舞的。”妈妈跟着回忆说：“后来调北京工作，中央机关也常有舞会，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朱老总一进场，乐队就奏起慢四的舞曲，主席跳得很稳健，总理的舞姿最潇洒了。一般他们不会跳很长时间，领导同志一退场，你爸他们这批军队的少壮派就喊，乐队，来个快的！你爸是快三跳得最好，就看他在舞场上一圈一圈地不停的转。刘亚楼花样最多，跳着跳着，甩开舞伴，一个人在舞场中间表演起来，是俄罗斯舞曲，苏联红军舞，大家围着给他鼓掌助兴。”那时我们还小，对这样的场面只能留有模糊的印象。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正赶上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哪有几个会跳舞的？“文革”结束，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跳交际舞又盛行起来，我们兄弟在家里也学跳舞。父亲那时已经退休，拄着拐在一边指导，怎么迈步，怎么旋转，说着说着还非要来个示范。他的腿在“文革”中折断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断接处逐渐萎缩，连行走都困难了，怎么能跳舞呢？但哪里能说服他，由几个人架着，我几乎是把他悬空抱起来的。他的腿在地板上蹭着、划着，激昂的、快节奏的舞曲似乎又把他带回到了那个辉煌的年代，他的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热血澎湃的时代，他们，第一批共和国的将军们，以他们旺盛的精力，推动着我军现代化最初的起步。
那眼神告诉我：青春，你有多美好！
翻开历史的记录：从1957年初到1958年底，又转业和复员了100万余人。几年下来，步兵部队精简51．2％，各级机关精简27．2％，全军总人数从627万降至237万，精简了61．2％，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尤其是陆军，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1／3。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到了全军总人数的32％，与陆军达到了1比2。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陆军向合成军队的过渡；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
在总部领导机构上，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将原有的五大军种，改为陆军、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三大军种六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
成立了我军第一个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60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160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2000余人。
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立了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研究部门。同时协助国务院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注：以上均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
彭德怀和他的团队在一步步实现他们改造这支农民军队的初衷。
4 庐山云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1959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1959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7月17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