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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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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愿意戴牛逼帽怎么办?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脸型是长的,亚洲人是圆的,扣上个牛逼帽,也太滑稽了。父亲回忆说:“什么都好办,就是帽子最难办!打仗要戴钢盔,帽子往哪儿塞啊?尤其是大檐帽,所以,军帽一定要是软质地的。”还是换成传统的解放帽吧,但衣服又配不上了,干脆连苏式套头的军装也换掉。“军装是按苏联样式,我也不赞成,它那个套头式不行,受了伤脱不下来。后来搞了两年,还是按我的办法改过来了。”新式军装的推行,从此给服装领域带来了个新的板式——解放式。这种中山装的改良型服式,在“文革”中曾盛行一时。“不过战士军装没有下面的口袋,给水壶、手榴弹袋让出位置。我建议采取美式的软肩章,大家也都不同意。”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一步一步地在调整自己。

父亲抓正规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做法,他说:“正规化要讲,管理部队要严格,但我们不能搞国民党、日本人的那一套对待士兵,我们是人民军队。”学习苏军时,强化部队上下级的等级意识,强调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父亲说:“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不错,但也要强调上级必须还礼,而且要主动握手。”他补充说:“对我军来说,礼节,更多的是官兵之间友爱的表示。”

“强调拥军不错,但还有爱民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优待军人,军人呢?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要和群众一样。而且特别强调军人要谦让,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要让座,要守规矩,还要讲卫生!不能过于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我们是文明之师,要给全国人民起表率作用。”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形象大使”。

形象重要,但不能偏废内容。父亲说:“军人上街买菜、抱小孩,这不是什么坏事,不应该阻止。”

“纠察人员对被纠察人员,一定要先行敬礼,这是同志间平等尊重的表示,即使这个同志犯了规矩。我自己也常出去检查,对士兵也是先敬礼。李平现在还在干这件事。”

李平,我很熟悉。他曾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痛感军风日下,于是每天早上站在旃檀寺北门,亲自纠察进出国防部大院的军人们的军容仪表。他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一个老百姓居然敢拦阻军人,甚至还要登记违纪人的名字,熟悉李部长的人也就算了,老首长嘛,顶多绕道就是了,但许多新来者就不干了,口角难免发生。杨得志总长听说后,大怒,说,是我请他来纠察你们的。父亲讲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随首长到图们江的边防哨所,那里的战士们穿的是布棉鞋,雪地巡逻时很容易被打湿,冻伤很多。首长要大家把鞋都脱下来,他一个个看。一个战士的大脚趾被冻掉了,首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朴顺义。首长站起来说,我这里向你赔礼了,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北京后经和总后协调,一律配发了靴子。5个月后的一天,天下大雪,首长突然叫住我,去,问一下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谁是朴顺义?我有些发蒙。首长说:“你可真是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啊!”50年后的今天,丁慎勉说:“朴顺义,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也和我讲过,上世纪50年代,他在华东,是团政治处副主任。上面说,爱萍首长要来检查工作。我们怎么等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早去了下面连队。当我们几个团领导赶到时,他和战士们正聊得欢呢。有个浙江籍战士,说话别人不好懂。你爸爸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那些战士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啊,紧张得不行,钢笔又不出水。首长说,我看看,是过去那种自来水笔,笔尖堵了。打了盆水来,教大家怎么清洗。都是些农村兵,不懂也不奇怪。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说,都过来,我给你们照张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沉思了好久,动情地说:“留恋啊!”

“彭带着我们去给毛汇报,毛说,解放军现在可漂亮了,你们身上那两块砖头是干什么的啊?”回忆中父亲多次提到这件事,联想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他并未反对的态度,看来他是挺欣赏毛泽东这句玩笑话的。

“军衔是指挥的级别,是授予指挥员的。什么是将军?将军是指挥不同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头衔。我提出机械化师的师长必须授准将军衔,但其他同志说,那样将军就太多了。是嘛,现在什么人都搞个将军。离开了作战指挥,搞军衔就没有意思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回忆这些细小琐碎的往事。我知道,那曾经是他的生活。

在新的变化面前,军队管理的形式方式不改变是不行了,但军队的宗旨不能变,两者的结合点又在哪里呢?从父亲的回忆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在感情上,对于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独有的道德理念和内在机制是留恋的,虽然他明白,走向未来与继承传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像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一样,父亲内心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3 一把板斧

还记得前面我讲过的吗?在我父亲报到时,彭德怀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大刀阔斧”。是的,彭德怀完全能预料到,面对这样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要使它灵活轻便地运转,需要一把厉斧。

这支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10大元帅,10位大将,57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各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关闭他们长期统领的部门,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我想,在他脑子里肯定会闪现出许多的面孔,但他偏偏看中了张爱萍。除了资历、战功、学识、人品这些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外,恐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又不好言表的因素——个性。要狠,但不能蛮;要计划周密,步骤稳妥。要敢干,还要能说;只有理直,才能气壮。敢得罪人,但不是只对下,不对上,分人行事。原则性要强,可办法要多,但又不能油滑。关键是不能有私心,要能舍得这顶乌纱帽。老实说,这样的干部有,但并不多,张爱萍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上的不说,就拿打一江山来说,百折不挠,关键时刻,敢于负责。台海危机过去了,现在慢慢回味,不是这家伙力挺,还不定怎么样呢!

华东军区的那封告状信,还真帮了个忙。状告他不认真理解上级的意图;岂有此理!难道上面反对打一江山?从中央到军委到总参谁说过不打了?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嘛!至于骄傲、固执,这和坚持原则、据理以争,怎么区别得开?独断专行和力排众议同样也分不清嘛!说到生硬粗暴,对一个面对强敌的将领来说,未必就是缺点……要干成事,还真就要有张爱萍那股子拗劲。我们还就欣赏这种人。这种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样看来,张爱萍无疑是个要找的合适人选了:一个能作为板斧使用的冲锋陷阵的人!

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受领这项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会将他带入怎样尴尬的处境;又将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恶果。甚至在他退休后,在和我谈起他自己的这段往事时,他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如果他也像我这样去揣测他的上级,一事当前,先去分析个人的利弊得失,那他就不是张爱萍了,也就不会有他自己辉煌的历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聪明过人的人,往往成不了气候。当然,我还不能算是这种人。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8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体制重叠、庞杂,不合理,必须精简。”

军委只是党在军队中的委员会,对下行使职权是通过总参谋部的。而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八大总部,实际上实行的国防部体制,也就是政府管理体制。要管理这8个方面,军委就必须成为实体,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父亲说:“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5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

“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

“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彭老总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拆庙历来是复杂微妙的,一直搞到1957年才算最后敲定下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划归了总参;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划归了总政;军械部归属总后;撤销了总参谋部警备部;撤销了省兵役局,并入了省军区,将市县的兵役局改为人武部。

父亲说:“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

解放初期,空袭频繁,我国幅员广大,重点目标多,因此效仿苏联的做法,建立起独立的防空部队。防空依靠的是歼击航空兵和地面高炮,而防空军自己仅有高炮、雷达、情报、探照灯等兵种部队,歼击航空兵全部编配在空军。实际上,我们的空军就是一支防空部队,直到现在除少量的战场支援力量外,也没有苏美那样的战略轰炸部队。因此,要地防空任务是由空军和防空军一起担任的,而且空军逐渐还唱了主角。这种交叉的体制和相近似的任务,以及保障、勤务部队和装备的重叠配置,在当时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总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是慎重的。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彭老总当时的秘书郑文翰日记中记载:“1956年11月5日,上午参加会议,研究统帅部机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注:这个会议由黄老(注:黄克诚)主持,主要研究军队整顿组织编制问题,为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

“7日,今天上午10时老总等从济南飞回。座谈会谈统帅机构问题,大体取得了一致意见,又谈军兵种问题,对空、防(注:空军与防空军)关系如何解决辩论了许久。”

“23日,讨论兵种问题。大家把许多矛盾和困难都提出来了。但在如何解决上面,意见纷乱不一,最后仍由黄老提出,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改善的办法,大家均表同意。”郑文翰在日记上注释道:“彭于1956年5月19日军委例会上说:建立防空军早了一两年,装备、技术和干部条件都不具备。……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事曾一再商讨,但军委扩大会议上并未做出决定。”

在军委尚且如此,可见意见分歧之大。父亲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

那当然,你要拆人家,人家能干吗?

果然,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父亲一听,顿时就炸了。去了几次你都躲着不见,今天又说出这样无道理的话来,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

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中央军委第99次会议正式下文。

5月16日,总参命令:军委空军、防空军从5月17日零时起正式合署办公。原防空军各部队、学校根据国防部7月26日命令,番号均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某部队、某某学校,原防空军军种名称正式宣布撤销,空防合并工作至此即告结束。直到1975年10月,探照灯部队全部撤销。

公安军,这个曾是我军5大军种之一的部队,是体制变动最大的军兵种。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精简整编,1950年4月解放军陆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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