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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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憎恨那些业余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严谨的专业标准被应用于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主题而惊恐不已。这里，至少，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社会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一种类似的主导思想已经不言自明，但这种思想在从植物学到民间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里都遭到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标准始终占上风。”
二
作为对事实的陈述，几乎没有什么能与这种判断一争高低了。在注重理论或者大众文化或者国际恐怖的年代的职业已经向未来提出了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把某人描述为一个“文学家”几乎是损害其名誉，有点像是乡村诗人或家族史学家。然而，从出乎意料的资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固执的文学家，他们大声斥责那些主张技术统治论的大学教师的霸权：新的以及不是那么新的保守分子。对学术诡辩以及学术上追逐名利的声讨常常可以在像《新标准》、《评论》、《美国学者》这样的保守派的刊物上看到，而在左派和自由派的刊物上是很少看到的。保守分子敬重文学家，而常常抨击教授和学术界能人。这是为什么？
原则上，保守分子对学院或政府提出的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至少，自从埃德蒙·伯克以来，他们已经反对专家、律师或教授参与政府和社会，这是保守派对启蒙运动批评的症结所在。他们已经珍视献身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文人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个对手指责道：他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就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家退位。他的位置不在密室里，而在他自己的小书房里”。另外一个人表示杰斐逊的长处“可能使他获得一所学院的教授资格，但他的这些长处不能和西部军队的司令部相冲突，也不能和总统职位相抵触”。
对贵族文学家的这一约束激发了对大学的批评。仅是由保守分子撰写的书的题目就指明了他们的担忧：罗伯特·奈斯比的《学术教义的堕落》，亚当·厄尔曼的《美国大学的衰落》，拉塞尔·柯克的《高等教育的颓废与复兴》，托马斯·s·默纳的《知识分子的衰落》。这些著作都斥责膨胀的大学里特有的追名逐利和腐败现象。这些作家对过时的文学家的忠诚使得他们大胆谴责那些对晋升和津贴趋之若骛的大学教师。拉塞尔·柯克是二战后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早在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职位，早已抗议论资排辈和学术官僚化。
保守分子对大学的强烈抨击穿越了政治口号。在《学术教义的堕落》中，奈斯比所言偶尔听起来像一个睁大了眼睛的激进分子，揭露他的同事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他常常痛惜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征服：“拨给大学的第100万美元”其实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在大学占据一个教职后自以为是地说，‘这是我的学院’并发现教职员工头脑简单，足以相信他的话，第一个这样的人是大学高度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
承包人和唯利是图的广告商取代了廉洁无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完全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企业精神”在大学中蔓延，败坏风气并腐蚀着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乘喷气客机到处旅行的教授富翁阶层形成了，引起妒忌——和仿效……我坚决相信为了在学术社群中创办学院、中心、教育局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事业，政府直接授予每一个大学教师或教师小团体的权力以及基金会直接拨给他们的津贴，是我们能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上发现的惟一最有力的导致变化的原因。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
同样，臣服于贵族文学家，说明保守分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出现在公众当中；他们反对学术企业主义及其话语。保守分子不像左派教授那样更容易被专业刊物、学术话语和学术生活所引诱，他们的写作必须是清楚明白的；因此，他们的作品是能读懂的，也被人们阅读。当像《文集》、《大街》这样的致力于面向一般读者的几家左派刊物在近几年里已经出现以后，激增的激进派的期刊却适合于各门学科中的支持者；没有名气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恩科利蒂克》或《社会文本》上发文章。然而，保守派的刊物却采用了公共话语；一个门外汉也能拿起《新标准》就看。
而且，保守派的刊物似乎不仅向新的学术界名家进行挑战，同时也强调其职能，以吸引那些职位不稳定的教授。《评论》上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向文学系对理论的狂热提出质询。“现在导致竞赛倾向的一些术语——解构、传播、认识、镜台以及类似这样的词——对具体的文学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要取代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乔弗雷·H·哈特曼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科鲁斯曾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他和同事们坚决反对“把从事批评或评论的作家贬低为非文学身份或者妄说他们的职能就是提供服务”。文学批评家是以对最高理论的狂热崇拜，包括对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们自身的狂热来承担责任的。《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这样评判，“这种对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一整套全新术语的热情看上去像是某一工业中对过时的工具进行系统改进的计划。”
保守派的批评常常是热情洋溢的，对学界的精明交易和低劣的论文嗤之以鼻，而左派却保持沉默。然而，右翼的反击很快消退了。保守分子对专家的反对基于他们对所有的、至少是那些不识分寸、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智主义，称赞他们时常挑战的专家。他们的文学家因为一门心思地投入专业而平安无事。
从德雷福斯事件到越战，保守分子大声怒斥知识分子参与学术以外的事务。用几乎雷同于那些围攻左拉和德雷福斯的人的话来说，保守分子已经对抗议越战的学者进行抨击。
为教授们说话的小帮派……不是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而是作为教授，并且仅仅是作为教授出现了。因为当了教授——生物学教授、英语助教、拉丁系语言导师——他们便声称有权要求和政府就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没有人会认为对于水管工、内科医生、律师、工程师、商人、银行家或劳工领导人来说，除了论题涉及他们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某个专门领域，他们仅仅因为是干这一行的就有和政府公开辩论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分子对职业的批判适得其反，变成了对特殊利益和领域的防卫。他们反对谈论对外政策而不问诗歌和下水道的诗人或水管工，好像劳动分工是从天而降。与对职业时常重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相比，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
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其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禁锢于他们的实验室和学科领域。如果当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么，他是希望知识分子作为公民大声说话，或者是作为确信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公民大声说话。对不被承认的局外人的敌视使专家弃文从商，乔姆斯基说，这种敌视也使批评家沉默下去，而他们必然都是局外人——比如他自己，一个批判对外政策的专业语言学家。
乔姆斯基写道：“在有关社会问题或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或辩论中，问题不断地提出来，常常带有相当大的恶意。不断地有人向我进行挑战，要我拿出论据，也不断地有人问我受了什么专业训练能使我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人们假定，像我这样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局外人，是无权对这类问题发表意见的。”问题是，一些专业学科成功地淘汰了那些持异议者“以至于对‘专业知识’的极大依赖将肯定使我们很少得到区别于正统观念的看法和分析”。
然而，保守分子对忠于他们自己学科的专家们有更好的看法。甚至连这点也不是他们自始至终的原则。他们的文学家只坚守艺术和文学而不参与辩论，站在辩论的右边；他们不允许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批判家。对于大多数保守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矛盾，是腐败堕落的证明，是对异己权力的臣服，这也不是美国人的行为。在保守派的法律中，“政治”本身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不知怎么地让左派带进了大学；至少，政治是政治家的专职，政治家是从不干预艺术和学问的。一度，文化与学术和政治分家了。左派又把它们搅和到一起。
这种歪曲的政治概念消解了他们自己对标准和价值的防卫。希尔顿·克雷默的《新标准》和约瑟夫·爱泼斯坦的《美国学者》坚持不懈地指控左派把政治注入文化。爱泼斯坦指出，“政治入侵文化是最后25年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仅想象在某一点上文化没有被政治毒害，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只能意味着左翼政治。他们自己的政治不是政治。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学术的一般的期刊杂志很少像《新标准》和《美国学者》那样具有显著的政治性。艾尔弗雷德·卡津指出，《美国学者》这份联谊会团体刊物从来没有与任何特殊的政治相联系——直到一个新保守分子开始把它从政治中拯救出来。”《评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也许曾经是开明的，并宽容激进派的，但直到它变得保守了它才具有如此残酷的政治性。
这种对政治的片面的界定削弱了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当保守派在大学里看见左派分子时，他们大喊“政治”。然而，他们对更多的保守分子却缄默不语。为什么？他们是在政治以外吗？在保守系科的一个激进的法学教授；在凯恩斯或金融学方面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群左翼文学批评家——这些孤立的，有时也不那么孤立的个人导致保守派宣告大学和文明的衰退。政治接手了。
然而，要证明活跃的、重任在身的保守派的人数超出五花八门的激进分子和左派分子并不困难。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出现常常引起保守派刊物对他们的抨击。但为什么不抨击更重要得多的俄国研究或国际事务学学院呢？甚至不抨击商业和管理学校呢？除了少数人以外，保守分子不仅操纵着这些团体，还比一般的受围攻的左派教授发挥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哈佛商业学校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IA）管理学校是非政治的吗？政治学和经济学系没有说出向美国政府提出忠告的学者的人数。这也是“政治化”的学术。为什么要虚构大学已经被左派学者政治化了呢？
一次保守派的有关“学术政治化”的研讨会论争了“美国大学由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和教学畸形发展”的问题。鲍尔奇教授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在左派”。这种形势是严峻的，也许快要结束了。“主要的担忧是许多教育院校从开放的论坛……逐渐转变为具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方针的组织……”未来显得暗淡凄凉。“占据一个职位，稳稳地控制着许多系科、学派、刊物和专业学会……由左派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几乎势不可挡了。
其他发言人也提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操控了“许多系科，甚至一些领域”。学术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传统学科”被“对西方文化的激进的抨击”所取代。斯坦利·罗斯曼被视为史密斯学院的政府的投机教授，据他说，激进分子获得了职位和权力并随后“催逼聘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学者”。传统的学者是“道德沦丧的”。一些话题是禁忌的；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根据罗斯曼的观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在20世纪50年代更为不同的两个领地。”
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会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学者和大学在幸福快乐的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那是政府挑起从学院和学校中清洗左派分子的年代。对于政府的玛丽·哈金斯投机教授来说，这为什么是一个新闻呢？从模糊不清的暗示中我们将得出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操控”了系科和领地，但对控制着大多数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或心理学系科的保守分子却没有任何评论。据说，激进分子试图雇用激进分子——好像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