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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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这么说，说不定真是这样。这方面我也不太明白。但简单的生活方式更适合我的性格，这也是事实。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我多次受过伤害，可能的话不愿再有这样的经历。”
“我知道了。”沙罗说，“你诚实地对待我，所以我也要诚实地对待你。不过，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
“要多久？”
“嗯……三天左右吧。今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三，我想就能跟你认真地谈谈了。大概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星期三晚上你有空吗？”
“星期三晚上有空。”作答道。用不着查看记事簿。天黑以后，他什么安排都没有。
“那天我们一起吃晚饭，再好好谈谈。诚诚恳恳的。好吗？”
“好。”作答道。
然后两人挂断了电话。
那天夜里，作做了个又长又怪的梦。他坐在钢琴前弹着奏鸣曲。一架巨大崭新的三角钢琴，白键无比的白，黑键无比的黑。乐谱架上摊着大开本琴谱。一个女人身穿没有光泽的紧身黑色礼服，站在他身旁，用雪白修长的手指敏捷地为他翻动乐谱，时机把握得准确之极。她头发漆黑，长及腰际。那个地方的一切东西似乎都是由不同层级的白与黑构成。不见其他色彩。
他不知道是准作的奏呜曲。总之是一支宏大的曲子。琴谱厚得像电话号码簿，上面密密麻麻填满了音符，不折不扣地“黑压压一片”。这是一支结构复杂、需要高超演奏技巧的艰深曲目。而且作是第一次看到要求即席演奏的曲子，但还是看一眼谱面便理解了它表现的世界的形态，成功地转换成乐音。就像立体地读取错综复杂的设计图。他有这种特别的天赋。训练有素的十指像疾风般拂过琴键。那简直是令人目眩的精彩体验。他能比任何人都快地正确解读那片浑蒙混乱的暗号形成的茫茫大海，同时赋予它正确的形状。
心无杂念地弹奏着音乐，他的身体似乎被夏日午后雷光乍现般的灵感鋭利地穿过。那音乐既有大师风范的结构，又非常美丽、富于内省。它无比坦率、纤细立体地表现了人类生存行为的状态。只有音乐才能表现世界的那种重要面貌。他为亲手演奏这样的音乐而自豪。剧烈的喜悦令脊骨震颤。
遗憾的是，他面前的观众似乎不这么想。他们忸怩地扭动着躯体，似乎既无聊又焦躁。摇动椅子和咳嗽的声音传人耳中。这是怎么回事？人们根本不理解这音乐的价值。
他在一个像是宫廷大厅的地方演奏。地面由光滑的大理石铺成，天花板很高，中央有扇采光用的美丽天窗。人们坐在优雅的椅子上听音乐。大约有五十人，都是衣冠楚楚的文雅之士，似乎也很有教养。但很遗憾，他们不具备听懂这音乐精髓的能力。
随着时间过去，人们制造出的噪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终于变得不可收拾，甚至盖过了音乐的回响。最终连他的耳朵也几乎听不到自己演奏的音乐下；只能听到放大到荒诞不经地步的夸张的噪音、咳嗽和不满的呻吟。尽管如此，他的眼睛仍然像舔舐般读着乐谱，手指着魔似的疾速驰过琴键。
随后在某一瞬间，作忽然发觉翻动乐谱的黑衣女子手上有着六根手指。那第六根手指跟小指差不多大。他倒抽一口凉气，胸膛剧烈颤抖。很想抬眼看看身旁女子的脸。她是个怎样的女子？是自己认识的女人吗？然而乐章演奏完毕之前，作的眼睛一瞬也无法离开谱面。纵使听音乐的人已经一个也不在了。
这时，作醒过来。枕边电子钟的绿色数字显示着两点三十五分。浑身大汗淋漓，心脏还在镌刻冷冰冰的时间。爬下床脱掉睡衣，用毛巾擦拭身体，换上干净的T恤衫和短裤，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黑暗中思念沙罗。方纔在电话里对她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深感后悔。不该提那种事。
他很想立刻给沙罗打电话，把自己的话一句不剩地收回。然而将近深夜三点，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更不可能让对方彻底忘却已经说出口的话。我也许会就此失去她，作想。
然后他想起惠理。惠理黑野哈泰宁。两个小姑娘的母亲。想起白桦树林背后延展开去的蓝色湖泊，想起系在堤坝上的小艇的咔嗒声。画着美丽花纹的陶器，小鸟们的鸣啭，狗儿的叫声。还有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弹奏的中规中矩的《巡礼之年》。惠理静静抵在他身上的丰腴乳房的触感。温暖的气息和泪水濡湿的脸颊。已然丧失的许多可能和永逝不返的时间。
有时两人隔桌相对，半晌无言，却不用刻意搜索词句，只是聆听小鸟的呜叫。那啼声有独特而奇妙的旋律。相同的旋律在林中反反复覆。
“鸟爸爸鸟妈妈就是那样教小鸟呜叫的。”惠理说着，嫣然一笑，“来到这里我才知道。鸟儿们还得一点点学习怎么叫呢。”
人生就像复杂的乐谱，作想。写满了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以及许多奇妙的符号、意义不明的批注。很难正确地解读。即便解读出来，将它转换成正确的乐音，也未必能正确理解和评价当中寄托的意义。它也来必能让人幸福。人类的行为为什么非得如此错综复杂呢？
“你一定要想办法追到沙罗。你需要她。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能放开她。我相信。”惠理说，“你什么都不缺。你要有自信，要有勇气。你需要的就是这两样。”
而且，千万别让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了。
作想起沙罗，想到她可能正被某人赤裸的手臂搂在怀里。不，不是某人。他亲眼看见过那个人。那时沙罗满脸幸福。笑脸上微微现出美丽的牙齿。他在黑暗中闭上双眼，用指尖按住两侧太阳穴。不能怀着这种心情活下去，他想，哪怕只是三天。
作拿起听筒，按下沙罗的电话号码。时钟的指针快要指向四点。电话铃响了十二声，然后沙罗拿起话筒。
“这种时候打电话实在抱歉。”作说，“不过，我很想跟你说句话。”
“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
“不到凌晨四点。”
“你看，我甚至都不知道世上真有这种时间。”沙罗说，听声音就知道她的意识似乎尚未清醒，“那么，是谁去世了吗？”
“没有人死。”作答道，“还没有人死掉。不过有句话，我一定要在今天夜里告诉你。”
“什么话？”
“我是真的喜欢你。打心底想得到你。”
电话那头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有塞寒率牢的声响。然后她轻咳一下，发出叹息般的声音。
“现在说话方便吗？”作问。
“当然。”沙罗管道，“现在不是不到凌晨四点吗？不管说什么都行。谁也不会偷听。大家都深陷在黎明前的熟睡中呢。”
“我是真的喜欢你。打心底想得到你。”作重复道。
“这就是你在不到凌晨四点时，要打电话告诉我的话吗？”
“是呀。”
“你喝酒了吗？”
“没有，滴酒未沾。”
“哦。”沙罗说，“一个学理科的人，倒很浪漫嘛。”
“这和造车站一样呀。”
“怎么一样？”
“这很简单。假如没有车站，电车就不能在那里停靠。我非做不可的，就是先在脑中构想那个车站，然后给它添上具体色彩和形状。这是最开始要做的事。哪怕有什么不完备的地方，等以后再修改就行。我对这种工作是得心应手。”
“因为你是优秀的工程师。”
“我希望如此。”
“而且你直到天快亮时，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我建造特制的车站喽？”
“是的。”作答道，“因为我打心里喜欢你，想得到你。”
“我也非常喜欢你呀。每次见面，心就一点点地被你吸引。”沙罗说道，然后像给文章留白似的稍作停顿，“不过现在是凌晨四点不到，连鸟儿都没醒呢。我的大脑也难说在正常运转。所以，你可以等我三天吗？”
“好。但我只能等三天。”作答道，“这可能是极限了。所以我才在这种时间给你打电话。”
“三天足够了，作。我会严守工期的。星期三傍晚见。”
“把你吵醒了，抱歉。”
“没关系的。我总算知道了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时间也在照样流淌。这是好事。天已经亮了吗？”
“还没昵。不过一会儿就要亮了。鸟儿们已经开始叫了。”
“早起的鸟儿能捉住好多虫子。”
“在理论上。”
“不过我猜我大概看不到。”
“晚安。”他说。
“喂，作。”
“嗯。”
“晚安。”沙罗说，“安心地好好睡一觉。”
然后挂断电话。
19
新宿站是个巨大的火车站，一天总共有将近三百五十万人次通过。吉尼斯纪录正式认定JR新宿站是“全世界上下车旅客最多的车站”。许多线路在站内交汇。主要有中央线、总武线、山手线、琦京线、湘南新宿线、成田特快专线。这些铁轨纵横交错，复杂得令人惊愕。乘车站台多达十六处。再加上小田急线和京王线这两条私铁线和三条地铁线分别像电线插头般接在它的侧腹。简直就是一座迷宫。上下班高峰期，这座迷宫就化作了人海。海水泛着泡，翻卷咆哮，冲着入口和出口奔涌袭来。换乘的人潮到处交汇，生出危险的漩涡。不管是多么伟大的先知，也别想把这狂野澎湃的海水分作两半。
每周五天、早晚两次，这排山倒海的庞大人流在人手絶不算充裕的站员的疏导下，居然巧妙而无甚大过地得以处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早高峰更成问题。人们步履匆匆地奔向目的地。他们得赶在规定时刻前摁下定时器打卡。心情不可能好。睡意还未全消，拥挤得几乎连缝隙都没有的列车又磨损着他们的肉体和神经。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有个座位坐下。作每每感慨：居然从来没发生过骚乱，没造成事故或是发生流血惨案，万一这种拥挤至极的列车或车站成为有组织的狂热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无疑将造成致命的事态。损失将达到惊人的程度。对铁路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说，对警察来说，当然尤其是对乘客来说，那都是无法想象的噩梦。但眼下几乎没有防止这种惨案的办法。而且这样的噩梦一九九五年春天曾在东京真实发生过。
站员们拿着电喇叭不停地呼喊，不停地恳求，发车铃几乎永无休止地鸣响，自动检票机不断地默默读取交通卡、车票和月票里的庞大信息。长长的列车以秒为单位出发与到达，彷佛训练有素、吃苦耐劳的家禽，有条不紊地吐出这一批乘客，再吞人下一批，等不及关车门便匆匆驶向下一站。万一上下阶梯时在人群中被身后的人踩了脚，一只鞋子掉落，大概就别指望捡回来了。鞋子被吞没在早高峰狂猛的流沙中，不见了踪影。他也好她也好，只能穿着一只鞋子度过漫长的一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还在持续，美国一家主流大报刊登了一张早高峰时人们走下新宿站阶梯的大幅照片。（也可能是东京站，反正是一回事。）照片上的上班族似乎事先商量好了，都低着脑袋，就像装进罐头里的鱼，毫无生气，表情阴郁。报道中写道：“也许日本的确富裕起来了。然而大多数日本人都这样低着头，似乎很不幸。”于是，这成了一张著名的照片。
实际上，作也不知道大多数日本人究竟是否不幸。然而清晨走下拥挤不堪的新宿站台阶的上班族都低着头，他们与其说是深感不幸，不如说是必须小心脚下。不要失足踩空，不要弄丢鞋子——在上班高峰的大型火车站，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照片却不曾言及这样的实际背景。而身穿暗色调大衣低头走路的人，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都不会显得很幸福。当然，将每天早晨不担心丢失鞋子就没法顺利上班的社会称作不幸的社会，在逻辑上还是理由充足的。
人们每天上下班花费多少时间？作心里计算着。平均单程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大概差不多吧？结了婚、有一两个孩子、在东京市中心工作的普通工薪阶层，若想拥有一栋独立住宅，就只能搬到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上下班的郊外。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有两三个小时得专门用在上下班路上。在满员电车中，运气好的话还能看看报纸或文库本。或许还能用iPod听海登的交响乐、学西班牙语会话。有人或许还能闭上眼睛，沉湎于漫长的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只怕很难把一天中这两三个小时称作人生中最有益、最优质的时间。人的一生之中，又有多少时间被这种（大概是）毫无意义的移动剥夺得全无踪影？这又是多么让人疲惫，让人耗损！
然而这问题不应由在铁路公司供职、主要担任火车站设计的多崎作来思考。别人的人生交给他们自己即可。那是他们的人生，不是多崎作的人生。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何等不幸，抑或并非不幸，人们自行判断即可。作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恰当而安全地疏导那数量惊人的人潮。这并不要求省察，只要求经过精确验证的实效性。作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不过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