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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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荣誉，而是对单于加以一种“松散的控制”。①单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对抗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作为臣属来对待。在皇帝接见时，他被指定位于所有其他王公贵族之上。当典礼主持者正式将他引到皇帝宝座之前时，不是用他个人名字而是用正式称号来称呼，视作皇帝的一位藩臣。而且，他甚至被免除了向汉帝行跪拜礼。
在财政和物质方面，呼韩邪也因履行贡纳制度而得到丰厚的报酬。②当他在首都停留时，他从皇帝那里接受了下列物品：黄金5公斤，钱20万，衣服77套，8000匹丝织品，以及絮1500公斤。他还得到15匹马。当呼韩邪回家时，他带走了680千升粮食。
贡纳制度中的财政部分证明对匈奴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自从第一次朝觐的行动得到汉朝的慷慨回报以后，呼韩邪要求在前50年第二次致敬，并在前49年亲自向皇帝呈献礼品。这时帝国的礼物增加为110套衣服，9000匹丝织品，2000公斤絮。从前50年到前1年，和单于效顺相联系送到匈奴的丝见表10。
表10帝国给匈奴的礼物
很可能因为他一直害怕遭到他的兄弟郅支单于的攻击，呼韩邪不敢频繁前往中国。至少这是他自己对公元前49年在第二次致敬和前33年第三次致敬之间长期间隔作出的解释。50000439＿0428＿0①在呼韩邪的辩解中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性；只是在公元前33年以前不久郅支才被消灭。前36年，一个刚毅的低级官员陈汤争取到西域都护甘延寿的帮助，召集了一支远征军，成功地击溃郅支，并把他的首级作为战利品送到长安。这次冒险行动是地方上筹画的，中央政府事先并未同意；甚至有关诏旨的公布也缺乏应有的授权。两位官员认为他们应主动地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此事如果提出，他们是否获准付诸行动，很值得怀疑。他们的忧虑确是有根据的，因为当事情向长安报告时，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有节制的宽容，甚至只是勉强承认他们的战功。在这时，汉朝政治家并不热衷于参与远离本土的纠纷。②当内部情况使他不能脱身时，单于便派遣一名自己的代表代替他带着贡品前往汉朝宫廷。例如，前31年复株累继承呼韩邪成为单于时，他嗣位的周围情况有些可疑。他立即送一位新王子到中国作人质，并在前28年派一位王呈献贡品。但直到前25年，他才亲自前来表示效顺。
对汉朝来说，它从政治上非常重视单于的效顺。如同表10所清楚表示的那样，汉朝为单于表示效顺的每一次访问增加礼物，以此鼓励他的到来。事实上，维持贡纳制度的费用比起较早的婚姻联盟制度要高得多。例如，在前89年，当单于和汉朝商议重新订立婚姻协定时，他仅要求每年支付增加到400千升酒，100千升谷物，10000包丝，这表明在更早的和亲协定下汉朝的支付一定低于这些数目。③据班固说，和亲协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和匈奴从边境袭击的所得相比，给与的东西太少。①但是，早在公元前3年，汉朝已感到单于的朝觐旅行为国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有些朝廷官员甚至从纯粹经济立场出发加以反对。②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政治上考虑，贡纳制度比起和亲来有如此的优越性，以致汉朝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汉朝坚持将贡纳制度规定为三个基本因素，即朝觐、质子和贡赋。呼韩邪的对手郅支单于和汉朝的关系可以为此提供例证。当郅支单于知道他的兄弟归附中国时，在前53年他也送了一个儿子到汉朝去作人质。然后在前51年和前50年郅支两次分别派使者向皇帝献贡品，希望就有利的和解一事和呼韩邪竞争。但是郅支单于不能履行三项义务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朝觐，因而他从未被接纳入贡纳体系之中。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在字面的各种意上仍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和充分的领土完整。如同和亲时期一样，长城继续成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分界线。在公元前8年，汉朝要求得到一块有价值的匈奴的带状地，该地伸入汉朝边境的张掖郡。但是单于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说，这块土地多少世代以来一直是他们的领土，根据宣帝和呼韩邪单于之间的最初的协议，长城以北的一切土地属于匈奴。③但是在其他方面贡纳关系明显地与和亲关系不同。例如，匈奴帝国不再是平等地位的“兄弟”之国，而是汉的外臣。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政治地位的下降，也从汉朝拒绝缔结另一次婚姻联盟反映出来。前53年，呼韩邪利用朝觐之行的时机要求允许他成为皇帝的女婿。但是，过去作为荣誉赐给单于的女性至少名义上是公主，现在不同了，元帝赐给他一名叫做王嫱（昭君）的宫女——可是她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人。在贡纳制度下，再没有汉朝公主嫁给单于了。①北匈奴与南匈奴
当呼都而尸单于（又名舆，公元18—48年）统治时，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的政治动乱时期，它以王莽的新朝没落开始，而以光武帝重建汉朝告终。匈奴抓住时机恢复对西域以及邻近民族（特别是乌桓）的统治。②不用说，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贡纳关系也中断了。公元24年，更始帝（23—25年在位）要求匈奴按贡纳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呼都而尸单于回答说：③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呼都而尸单于颠倒贡纳体制的说法是很认真的。在公元25年，他宣布立卢芳为帝，卢是一位边境豪富，他曾声称自己是武帝的后裔。④单于这样做的理由是，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归顺匈奴时，他应该受到如呼韩邪一样的待遇。在他统治的鼎盛时，呼都而尸甚至以自己和著名的祖先冒顿相比，有几个方面证明这个对比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东汉王朝的最初年代，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他“卑辞厚币，以待来使”。其次，匈奴对汉代中国发起多次袭击。第三，呼都而尸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首领中间找到了强有力的同盟者，如卢芳和彭宠。按照这种状况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确使人想起了冒顿时代的模式。
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例如，当呼都而尸指定他的儿子为太子，从而违反了已故的呼韩邪宣告的兄弟相继原则时，他的侄子右方日逐王比是如此愤怒，以致拒绝出席匈奴宫廷的年会。作为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比无疑对嗣位有合法的权利。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右方的日逐王，比已在匈奴帝国的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权力基础。这样，在48年，即呼都而尸的儿子蒲奴继承单于的宝座两年以后，南部的拥有总数4万至5万兵力的八个匈奴部落宣布比是他们的单于。②匈奴再一次分为两个集团，在整个后汉时期各自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一方面由于北匈奴的难以对付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广泛蔓延的自然灾害如饥荒和传染病，单于比决定效法他的祖父呼韩邪的榜样，在50年带领南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为了完成他的新的义务，单于不但派质子到汉朝宫廷，而且在汉朝使节面前跪拜接受皇帝的诏旨，以表示他的归顺。不用说，南匈奴为这一归顺得到很好的报酬。除了得到金印和其他标识以示荣誉之外，单于还从汉朝收到1万匹缯，2500公斤丝，500千升谷物和36万头牲畜。③后汉与南匈奴
中国的贡纳制度在后汉应用于南匈奴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贡纳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地正规化。在匈奴方面，单于的政治地位现在清楚地是一位“臣”。制度要求他在每年年底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与此同时，皇帝将派遣一位帝国使者（“谒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的宫廷。这些贡纳的行程是如此准时，以致于据报道新旧质子经常在来去中国的道路上相遇。很可能，由汉朝宫廷设计的这种轮换质子制度，目的在于扩大中国对所有未来的匈奴领袖们的影响。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匈奴统治阶级各色各样人物的礼物和给予整个南匈奴的财政援助也以年度为基础而正规化了。例如，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总数固定为1000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10000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奏疏，公元91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100900000文。①第二，对贡纳制度的控制更加严密，以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之下。公元50年，建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新官职——使匈奴中郎将。②该官员的职责除了监督他们的活动和动向之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民中间争端的司法裁定。这些职责要求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因此根本违背了呼韩邪单于时代遵守的惯例，当时单于事实上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
第三，后汉朝廷作出自觉的努力，使贡纳体例更紧密地符合整个帝国制度，做法是将南匈奴移入中国，把他们重新定居于边境八郡（在现代的陕西、甘肃和内蒙古）。公元50年冬天发布的一道诏旨，命令南匈奴的单于在西河郡（陕西）的美稷建立他的宫廷。同时，以“卫护”为名，得到2000骑兵和500弛刑犯人组成的队伍支援的帝国指导匈奴的机构，在同一地区建立。此外，汉朝政府又迫使大批中国人移居边境的这些郡，在那里开始出现了匈奴和汉人杂居的情况。①随着这些重要的变化，后汉时期在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上，南匈奴几乎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正如公元88年单于向汉帝上书所说：②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政治上，汉朝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公元143年，在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的结果空缺三年以后，汉朝甚至能够将一位居住在中国首都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③在宗教方面，自公元50年开始加入汉朝的贡纳体制时起，与单于对匈奴的“天”履行季节祭祀的同时，他每年三次向已故的汉朝皇帝供奉祭品。④毫无疑问，在他们移入汉朝疆域之内以后，南匈奴和汉帝国发展了许多亲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将南匈奴的历史看成是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合理的。但这决不意味南匈奴已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事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突冲时有发生。除了杂居之外，单于对在政府监督之下产生的多方面的汉朝影响特别愤怒。而杂居从长远看会削弱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活力。于是，据报道，公元94年，单于安国被拉向新降附的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一边，同时又疏远了已在中国安居的旧集团。结果他同北方的战士联合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汉朝的大规模叛乱。①重要的是，与汉朝宫廷的期望相反，边境的中国定居者在种族混杂的边境社会中并不是经常帮助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反之，他们有时与匈奴合作，反对汉朝的利益。例如，公元109年，匈奴宫廷中的一个来自边境的中国顾问韩琮，随同单于到汉朝首都朝觐。在回到边境时，韩琮对单于说，现在攻打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洛阳停留时他发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水灾，许多人死于饥饿。单于接受他的劝告便起来造反。②如同这个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后汉朝廷采取将匈奴安置于帝国境内的政策以后，在北部边境一种复杂的和经常是危险的种族关系发展起来了。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快到了世纪末沿着西晋全部边境的野蛮人的骚乱达到令人吃惊的比例时，才为中国政府所充分理解。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南匈奴的后裔于304年在汉化的能干的刘渊领导下起兵时，大量边境的中国人投向他们。③西晋于317年崩溃后，南匈奴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异族王朝。
分而治之的政策
从一开始，后汉朝廷就决定阻止北匈奴和南匈奴的重新联合。为了贯彻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汉朝政府一贯地和慎重地按照不同的办法来对待两个匈奴集团。如上所述，对南匈奴采用严格的贡纳制度模式，北匈奴则完全置身于该制度之外。汉代中国只承认南匈奴是呼韩邪的合法继承者。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被当作事实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对待，而不是看成一种法律上的政治实体。
至于北匈奴，他们在单于蒲奴领导下相对来说对中国是无礼的和固执的。和他们的南部兄弟不同，北匈奴不准备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甚至在他们经历最大困难的年代仍然如此。数年饥荒和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力重大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