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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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元史》的尝试，按照郑樵（1102—1160年）编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体例排目。⑥2。钱大昕（1728—1804年）。除了为《元史》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表以外，钱大昕在他漫长和光辉的学术生涯中对考据学研究贡献极大，据说他还有意编写一部新的《元史》。有报告说19世纪的学者见到了新《元史》的手稿，但那不过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钱的各种论著中包括了大量有关元代的考据题目。应该特别注意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20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异》，①100卷，还有他的文集《潜研堂文集》，②70卷。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郑鹤声与杜维运研究清代史学的论著中有专门论述（参看795页注①）。
3。汪辉祖（1731—1807年），《元史本证》，50卷。③书名强调“本证”，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一个高标准，集中为纠正错误、遗漏和讹写的名字。
4。魏源（1794—1856年），元史新编》，95卷，1853年成书。④第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种文献。
5。曾廉（生于1860年），《元书》，⑤102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6。洪钧（1840—1893年），《元史译文证补》，⑥30卷。
7。屠寄（1856—1921年），　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传统史著。19世纪90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趣，用20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1919—1930年）。①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②《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资料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敕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1908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1972年故宫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①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②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第9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白话碑和元杂剧）都是在20世纪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很快，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了进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和欧洲研究蒙古及其他阿尔泰和西亚语言；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还热心地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现代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国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说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天已经是“国际学”。①这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需要介绍的近年来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在本书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①　牟复礼撰。
②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210卷。
③　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④　见1976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①　＇670＇见赵翼（1727—1814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台北，1975年版），卷29，第642—678页。＇674＇亦见钱大昕（1728—1804年）：《十驾斋养新录》（上海，1935年版，1957年再版），卷9，第195—225页。
①　＇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载陈学霖撰“危素传”，第1465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1368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柯立夫文导言未引用）。
②　见＇75＇柯立夫：《现存〈元史〉简论》。
③　＇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中特别提到了修撰《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①　关于王鹗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王鹗（1190—1273年）》，第54—57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②　＇601＇《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1926年版，台北1962年、1975年再版）。
③　＇375＇《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版（莱登，1951年版）。
①　＇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270页。苏振申在对《经世大典》进行研究后，对《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②　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年版）。
③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④　＇653＇《元史》，卷58—63。
⑤　＇662＇顾炎武：《日知录》卷26《元史》。
⑥　＇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江苏，1874年版），1791年序。
⑦　＇67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江苏，1874年版），1791年序。
①　＇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年版）。
①　见＇76＇柯立夫英译本《蒙古秘史》，第1卷（坎布里奇，1982年版），导言，第17—25页。有关《秘史》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第7—10页；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页版）。《秘史》最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远东史论集》第4、5、10、13、16、18、21、23、26、30、31期上（堪培拉，1971—1985年）。
①　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言（第21—24页）又增加了至1978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②　＇277＇见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9页。
①　见＇508＇杜联喆撰写的洪钧传。洪钧将一些中世纪西亚的史料和欧洲当时有关西亚史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了汉文。
②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私人出版）。
①　＇665＇见《明史·解缙传》，卷147，第4120页。
②　＇766＇李思纯：《元史学》（上海，1926年版），第58—61页，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四部有关元史的著作。
③　＇66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1955年版，1979年再版）。
④　＇766＇李思纯：《元史学》，该书虽然已是50年前出版的老书，但还是为清代的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61—74页。
⑤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1699年初版。
⑥　＇46＇见陈学霖在《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103页及注140对该书的简介。
①　＇67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1935年版，1959年再版）。
②　＇67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1929年版）。
③　＇678＇汪辉祖：《元史本证》，2册（北京，1984年版）。
④　＇684＇魏源：《元史新编》（江苏，1905年版）。
⑤　＇686＇曾廉：《元书》（邵阳，1911年版）。
⑥　＇685＇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江苏，1897年版）。
①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再版（上海，1935年；台北，1962—1969年再版）。
②　关于屠寄著作的价值及其与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的关系的评述，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元史论丛》第3辑，第219—230页。
③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第31—32页。
①　＇628＇《元典章》，出版时用的是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2年版），60卷，16册。书后附有博物院职员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②　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20世纪40—50年代的成果，包括＇270＇1957年出版的《元典章索引稿》（台北，1973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期（1954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谦二编校了《元典章》卷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卷（京都，1964、1972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元代制度与社会》的介绍。
①　＇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究》中的《元代》里，介绍了苏联的研究情况。对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综述，现在还没有。
4。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帝国的兴起在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尤其是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史料最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话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关它的作者、成书及刊刻年代颇有争议，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关键史料。成书于13世纪中叶某时的《秘史》（更准确的名称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尔”，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国兴起的独一无二的画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动机和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有建国前蒙古制度发展的生动叙述。我们现在已有柯立夫《蒙古秘史》的英译本②和罗依果的又一个英译本。
1369年成书的《元史》对前四汗时期的记载颇令人失望，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早期蒙古的记录已经丢失和毁坏。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况，本纪也很简单，很多关键性人物如马合木·牙老瓦赤没有立传。元人文集中收录的传记资料能够部分补充《元史》的不足。耶律楚材的神道碑，被收入苏天爵（1294—1352年）编录的《元文类》①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本传没有记载的重要资料。有关帝国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镇海、速不台等）的资料，可在罗依果等编的《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中查到。②使者的报告和游记是当时的另一种重要资料，代表作是1221年出使中国北部的宋人赵珙的《蒙鞑备录》和1234—1235年前往窝阔台汗廷出使的彭大雅、徐霆所写的《黑鞑事略》。李志常的《西游记》记录了受成吉思汗邀请于1221年至1223年前往中亚的长春道士旅途的见闻，包括了与帝国建立者会面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