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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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份册封高宗的册文记载下来的金朝使臣是一个汉人，曾在辽朝做过官，然后又被金廷雇用。他被高宗接受来作为一个正式见证，时值1142年10月11日，显然应该把这个时间作为敌对行为结束而一个新的共存时期开始的标志。金撤回了军队，同意将徽宗及其皇后的灵柩退还给宋。不过，现存的有关二国间磋商的文件和高宗誓文的片断都未提及两国间贸易的恢复，这是很令人奇怪的，这肯定应归结为史料的缺漏，因为事实上，合法的边境榷场已经建立，最重要的一个是泗州。贸易很快就再度繁荣起来。
南部边界的稳定和对中原的最后征服，导致了金朝政治和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逐渐转移（见地图17）。越来越多的女真人定居在中国北方，使金朝最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无论在伦理上和经济上，都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而从宋的一方来说，因和约签订所带来的并存局面也颇为可贵，尽管不得不正式接受藩属国的地位，但高宗毕竟得以稳定了局面，尤其是因为终于掩埋了徽宗遗体，使他得以尽孝道，也使他母亲获得赦免。虽然金朝拒绝将钦宗放回，但这一拒绝未必不是正中高宗下怀，因为如果他的哥哥回来，他作为皇帝的地位如何，就颇为微妙了。
① ＇646＇《金史》，卷77，第1755—1756页。关于宋金和议的论述，见＇144＇傅海波《宋金条约》一文。
1142年后的金朝政治史
看来就是这样，1142年以后，一个和平的共处时期已经实现在望。此后70年间有过两次干扰，一次由金引起，一次则是由宋引起。由此可以证明抗金派的势力并没有随着1142年和议的签订而消亡，宋廷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不过，和议还是即刻就为两国带来了此后数年的和平。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中国正统的王朝，并且不断地向汉化的政治实体转变。这种从残存很多部落的、封建领地因素的社会向一个官僚政治组织的转变，不可能不伴随着女真贵族中保守势力的反抗。熙宗（1135—1150年在位）幼龄践位，在他执政期间所发生的外交和军事事件中，他从未起过主要的作用，所有军国大政，他都委之以宗室大臣。在这位继承人身上，缺少从太祖和太宗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领袖气质，再者，他也不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甚至常常耽溺于杯中，比通常以豪饮著称的女真人更甚。不过，金朝此时既然并未处于任何危急的环境，一个像他这样的统治者就很可以被那些更有眼光的宗室大臣所容忍，而且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事来妨碍他对个人享乐的追求。的确，在西北草原上一些桀骜难驯者与金朝之间也曾爆发过边境战争，但金朝如今也学会像宋那样采取姑息政策了。
蒙古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主要角色登台了。这似乎已是12世纪中叶，他们的部落已经相当巩固，足以使金朝将其作为潜在伙伴并与其签订协议了，宋朝一方的汉文史料对此的记载是在1145—1147年，蒙古国被“安抚”而且册其酋长熬罗勃极烈为朦辅国主，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熬罗勃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大金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
文中的熬罗勃极烈指的是哪一个蒙古酋长，至今尚不清楚，这个头衔是一个混称；后一半“勃极烈”（bogile）是女真词，意为首领、酋长，而前一半“熬罗”（a’urn ｛gh｝）可能是蒙古词的“主帐”。一位现代日本学者提出，熬罗勃极烈（Aolo Pochilieh）应该是指合不勒汗，即成吉思汗的祖父，《蒙古秘史》告诉我们，他确实曾经“统治全体蒙古人”。②这就是说，在1146年到1147年前后，蒙古的酋长已经成为金朝的“外臣”，并且还有与这一身份相符的特定封号。《蒙古秘史》和《元史》对此都缄口不言，这并没有什么可使我们奇怪的。而《金史》也对此事缺载，很可能是因为此书编纂于蒙元时期，因而对于蒙古在成吉思汗祖先的年代所曾具有的臣属地位，基本上都忽略过去。因此，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有关早期蒙古与金关系的材料，都来自宋人的记载，宋人是不必理睬蒙古统治者所强加于人的那些禁令的。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在1146年以后，蒙古人已经成为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对于他们，辽朝时的政权就已经感到很难控制了。如今这种政治格局，多少与前代的情况相似，那个时候，是女真人自己曾做过辽朝东边的臣属，而且在竭力从他们的主子那里争取形式上和事实上的独立。同样在1146年，金朝还想把西辽争取到自己一方来，西辽即哈剌契丹，是由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的一个帝国。但是金朝在外交上的这一主动之举却以失败告终，主要使节在前往遥远的西方途中被杀。就是这位使节，在1144年曾成功地与西夏以西的回鹘人建立了联系。与宋、高丽和西夏等国不同，不管怎样，回鹘不是每年正旦和皇帝寿辰时定期派遣使节到金廷朝贺，而只是不定期地送一些当地特产给金廷，以表示敬意而已。
在东亚这种复杂纷乱的局面之中，金的地位却如此坚固地建立起来。要说还有什么引起不安的因素的话，那就是金朝皇帝个人的原因了。除了他上述那些行为之外，他似乎总为狂躁所扰，接连不断地以各种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杀害大臣甚至本氏族的成员。必然的结果是，朝内结成了反对他的集团，并于1150年1月9日动手将熙宗杀掉。这个集团的主谋，是熙宗的表兄弟迪古乃，汉名完颜亮（1122—1161年）。他理所当然地登基称帝，但《金史》并不承认他为皇帝，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为海陵王。1180年，在他已死去多年之后，甚至被降为庶人。
海陵王的插曲
在中国暴君的位置上，海陵王有幸占得一席之地。宋朝与金朝的史料异口同声地将他说成是一个嗜血的怪物。从这个角度说他确实远比熙宗更坏，对他来说，杀掉对手简直就是在履行一道手续，哪怕这个对手是本族的宗室成员也在所不惜。他把被杀害的兄弟的妻妾拿来充实自己的后宫，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他的荒淫被描绘得比嗜杀更甚，以致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竟至成为流行的黄色书籍中的主角，他那些劣迹在书中被津津有味地加以描述。但是，如果仅从伦理观念来判断他这样一个人，可能是要犯错误的。其实，比起最初印象所显示出的那个残忍无情的篡权者来，海陵王要远为复杂得多，他的真实的方法和目的，往往是隐藏在表面上那种愚蠢的暴力行径背后的。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一个更集权化的、有更多支配权的氏族首领向专制主义的独裁君主转化的最后阶段。与此同时，让人听起来似乎奇怪的是，他还强烈地倾慕汉族的文明，在一些方面，他对女真贵族进行残酷打击的行为，也可以解释成在进行一场斗争，他以此来打击那些旧的部落式的和封建式的生活方式的拥护者。他的另一个目的，是清洗吴乞买的后代，因为他想争得从阿骨打一系传下来的皇位继承权。海陵王热心阅读和钻研汉族的经典及史书。宋朝的不少汉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是在宋金恢复邦交之后与他见面的。通过这些人，他养成了不少典型的汉族习惯，诸如下棋和饮茶，以致从他自幼就得到过一个绰号Po－liehhan（勃烈汉），这是女真语，其意是“貌类汉儿”。①在海陵王的统治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使女真的国家和社会汉化的改革。无论是礼乐、仪式上还是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上，他不再满足于女真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偏处于东北的不发展地区的现状，决心将政治中心南移。在此之前一直是金朝南京的燕京（今北京）被重建起新的宫殿。1152年，海陵王开始定居于燕京，将它定名为中都。几年之后的1157年，他甚至下令毁掉位于东北地区北部中京的那些女真宫室，而且将这个城镇降到低等的一个州的首府地位。他还下令在前宋的国都开封修建皇家宫室，将其称之为南京。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海陵王是多么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女真族的首领。他把自己看成为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他的这种抱负，可不是凭他那些汉化措施就能成为现实的。在主要通过诛杀清除掉那些赞成继续采取与宋并存政策的对手之后，海陵王开始准备一场新的侵宋战争。借口并不复杂：他于1158年谴责宋朝违法在边境榷场上购买马匹是破坏了1142年的和议。
从1159年起，海陵王为发动大规模侵宋战争而进行全面备战。为了避免因西夏边界问题可能造成的骚乱，他急遣兵部尚书去巡视并界定西夏边界。他大括天下骡马，据载，调马总数一度达到56万匹。将各处兵器都集中在一起并临时储藏于中都。海陵王知道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不能仅仅依靠女真兵，所以又签发诸路汉军，此举遭到各地汉人的反抗，《金史》中载有由汉人，特别是在东南部与宋接壤地区的汉人发动的几场较小的叛乱。在百姓中募兵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161年夏天。
海陵王预见到向宋朝的进攻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依赖于河运，与宋朝水军进行水战也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又藉诸路水手得3万人，并征调大批船只进行运输和充作战船。遵循女真旧俗，海陵王亲自担任最高统帅。1161年七月，大兵从中都出发抵达南京（开封）。此后不久，为了表明他将继承正统来统治整个中国，他竟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残忍，下令将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家族所有子男全部杀害，以此来检验是否还有伪称为前辽和前宋皇室的人存在。据载，仅在1161年夏天，就有130多人被杀害。海陵王的残忍行为使契丹人中一直存在的不满加剧了，他们诉诸于公开的反抗，海陵王不得不派遣一支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开赴东北进行镇压。海陵王的另一个暴行是杀害了他的继母、皇太后徒单氏和她的十余名宫廷侍婢，理由是她敢于谏止他的伐宋之举。
海陵王显然从未发布正式的伐宋宣言，在他大举备战的整个时期，通常的外交往来和在正旦及皇帝生辰派遣使者前往朝贺的仪式，一直都在持续而未受到任何干扰，尽管金的战争动员不可能不引起宋廷的注意。1161年夏季，金朝照例派遣使节去祝贺宋高宗的生辰，这位使节直至1161年6月14日才被召见。按照《宋史》的说法，有个使节“举止无礼”，还威胁宋廷说海陵王不久就要对宋用兵，这一无礼行为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论如何，宋朝已经有了充分的警觉，并且抓紧时间加强他们在边境上的工事。
海陵王此时已将重兵集结于淮水。10月15日他从开封出兵，几日之后金兵渡过淮水（10月28日），开始向长江逼进。将长江作为最重要防线的宋朝，却既无法制止金的侵略，也无法阻止金兵到达江边。他们只能将大量军队集中于长江南岸来抵挡金兵任何过江的企图。好在在另外一些战场上，宋朝还算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收复了西部边境上一部分原被金朝占领的州县。海陵王最初可能曾抱有的打一场“闪电战”的希望，因此而被打破了。
海陵王设帐于扬州附近，此刻他属下的一些将领企图溯江而上，于上游约60公里处的采石（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南部）渡江，但这次的渡江努力在1161年11月26日到27日宣告失败。宋朝的史学家后来将金兵未能南渡过江作为一场伟大的胜利，并将其与公元383年那场著名的淝水之战相比，在那场战役中，南迁的晋国号称击败了由前秦统治者苻坚率领的北方侵略军。
淝水之战在中国的史书中被奉为典范，它强调的是，汉族文明的捍卫者是能够击败野蛮的北方民族的入侵的。今天的学者则认为，淝水之战即使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极大地夸大了①。采石之战的胜利是否也被宋做了类似的理想化的夸大处理，也同样是一个问题。据宋朝的史料说，宋在采石仅有1。8万名士兵，而金却有40万人。这是显而易见的讹传，虽然仅就集中于采石一带的军队来说，1。8万名可能是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但宋集中于长江中游防线的总兵力，在其他文献所载的数字则是12万人。而据他们所说的金朝那40万人，其实是海陵王属下金兵的总数，并且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了许多服务于军队的非战斗人员。即使是宋的史料，谈到进攻者一方的失败时也不尽一致，有的说是在过江时被溺死于江中；也有的则说是到达南岸之后在搏斗中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