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陆天各一方:南渡北归·离别-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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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发言。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40＇又说：“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辅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41＇ 。 想看书来
胡适出任院长（4）
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大约25分钟的演讲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在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港台两地知识分子激烈的论争，并受到早已虎视眈眈、号称东方文明捍卫者如徐复观、叶青等辈的“围剿”。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经过一番密谋，在台湾“立法院”对胡适讲演中的观点提出质询，把胡的演讲与现实政治搅在了一起，引导媒体掀起风浪，而蓄势待发者趁机炮制一连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带响的锋镝直赴胡适的命门。在四面合围与阵阵喊杀声中，心力交瘁的胡适心脏病骤发倒地不起，于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医院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轮抢救。
刚刚离开阎王爷那安放着油锅与老虎凳的宫殿回到阳界，躺在台大医院病床上长吁一口气的胡适，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记闷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逃台后出任私立台湾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在群丑起舞中再度跳将出来，挥舞冰冷的狼牙大棒，声色俱厉地指斥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42＇
此前，号称“新儒家”、“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的一代文棍徐复观，见一系列匿名小册子不能将胡适击倒在地，让其口吐白沫，眼珠乱翻，与阴曹地府的阎王爷握手言欢，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适演讲事件之机，亲自披挂上阵，向胡适射出了锐利的锋镝。在《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复观指斥道：“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亚东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又说：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农学院向学生讲演，大意是说吃鸦片烟，包小脚，即是中国文化。这次当着许多外地人面前，更变本加厉的说：
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唯物的，它们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它们确实代表着真的理想和灵性。
在东方文明中，灵性不多。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骂中国的）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把人生看为痛苦，没有价值，崇拜贫穷和行乞，把疾病归之于神的作为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开始承认在那种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那种古老文明是属于一个人类体力衰弱，头脑迟钝，感到自己无力相抗衡的时代。
这种文明（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实的精神……这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文明所作的真诚赞颂。……（以上是根据十一月七日《征信新闻报》）
胡适出任院长（5）
徐氏在列举了胡适这段演讲词之后，对每句话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痛批，并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43＇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好示情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作了摘录，并作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44＇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 “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注释（1）
＇1＇《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3＇ 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