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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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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月3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月4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月8日上午)“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 ,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很支持彭德怀的信。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21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 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 ,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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