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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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
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
；他们都敢怒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虽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
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记元四年（西元九二），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
自杀。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
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
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
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
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
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
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
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通史，将
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和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
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
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
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09）。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
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
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
多叫作“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
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　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存在；无
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
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
》，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
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
编订目录（10），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
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
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
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汉书》里
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
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
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
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
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
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
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
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
（12）。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
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
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
观者以为胜于《史记》（13）。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14）。汉代
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
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
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
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
》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
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
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
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15）刘知几《史通》却以为
“《史记》虽叙三千年史，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
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16）。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
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
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倒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
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
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
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
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
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
懒得去看（17）。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
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呈；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
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
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18）。郑
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
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
惟有此作”。作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
是片段罢了（19）。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
“文赡而事详”（20）。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
》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
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21），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
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
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23）。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
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
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
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
是偶然的。

注释：（01）（02）（03）（04）原文见《史记自序》。

（05）《后汉书。班彪传》。

（06）《汉书。司马迁传赞》。

（07）《后汉书。蔡邕传》。

（08）同（06）。

（09）《汉书。叙传》（10）刘向著有《别录》。

（11）（12）《通志总录》。

（13）《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14）《超奇篇》。

（15）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16）原文见《史通。杂说》。

（17）（18）《史通。六家》。

（19）同‘　（11）（12）。

（20）《后汉书。班固传赞》。

（21）《汉书评林序》（22）《文史通义。诗教》下。

（23）《史通。书事》。

「参考资料」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

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
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
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
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形势，有种种的看法，
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
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个
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
；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
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
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
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
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
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
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
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
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
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
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
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
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01）。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
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是孔子。孔
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赛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
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
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02）。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
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
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有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
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
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
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
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
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0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
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
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
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
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
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
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
人，这所谓“直”、“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