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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经典常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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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
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08)。照近人的研
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
《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
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
“五伦”等。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膈起来的,这里
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著者大约是
一个孟子学派。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人格——孔子,并且
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
“阙疑”、“好三”、“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
“义”,分辩“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
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09),
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
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
辩”,他自己也觉得的(10);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
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亚圣”,次于孔子一等(11)。《孟子》有东汉
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的见于
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称为重,但《论》、《孟》词意显
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
;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
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
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
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
候,他还在改定《大这。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
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
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
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
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欺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
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
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
孝宗淳熙年间(西元1174——1189)。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
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注释:(01)九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十
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
《尔雅》《孟子》。

(02)《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顒《中
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03)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04)(05)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06)朱子《大学或问》卷一。

(07)《孔子世家》。

(08)《中庸或问》卷一。

(09)《公孙丑》。

(10)《腾文公》。

(11)《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

《战国策》第八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这些大臣都是世袭的,他们一代
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机会成熟,
便跳起来打倒君主自己干。那时候各国差不多都起了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
家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让姓田的大夫占了。这些,周天子只得承认了。这是封建
制度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
为东、西周;东、西周各有君王,彼此还争争吵吵的。这两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
时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国诸侯相等了。后来列国纷纷称王,周室更不算回
事;他们至多能和宋、鲁等小国君主等量齐观罢了。

秦、楚两国也经过内乱,可是站住了。它们本是边远的国家,却渐渐伸张势
力到中原来。内乱平后,大加整顿,努力图强,声威便更广了。还有极北的燕国,
向来和中原国家少来往;这时候也有力量向南参加国际政治了。秦、楚、燕和新
兴的韩、魏、赵、齐,是那时代的大国,称为“七雄”。那些小国呢,从前可以
仰仗霸主的保护,作大国的附庸;现在可不成了,只好让人家吞的吞,并的并,
算只留下宋、鲁等两三国,给七雄当缓冲地带。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坏中,七雄便
各成一单位,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政局比春秋时代紧张多了。战争也比从
前严重多了。列国都在自己边界上修起长城来。这时候军器进步了,从前的兵器
都用铜打成,现在有用铁打成的了。战术也进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从前精明,
从前只有兵车和步卒,现在却发展了骑兵了。这时候还有帮人家作战为职业的人。
这时候的战争、杀伤是很多的。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
人盈城。”(01)可见那凶惨的情形。后人因此称这时代为战国时代。

在长期混乱之后,贵族有的作了国君,有的渐渐衰灭。这个阶级算是随着封
建制度崩坏了。那时候的国君,没有了世袭的大臣,便集权专制起来。辅助他们
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等的士人。那时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
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是所谓“好客”、“好士”的风气。其中最高
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
财的,况且难得有把握;重要的还是作外交的工夫。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通
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一些帮手。担负
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既然这般重要,所以立
谈可取卿相;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成,出身的贵贱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
局势。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
前一派叫“合纵”,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是联合东西各
国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合纵派的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是张仪,他
们可以代表所有的战国游说之士。后世提到游说的策士,总想到这两个人,提到
纵横家,也总是想这两个人。他们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苏秦起初也是连横派。
他游说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穷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
瞧不起他。他恨极了,用心读书,用心揣摩;夜里倦了要睡,用锥子扎大腿,血
流到脚上。这样整一年,他想着成了,便出来游说六国合纵。这回他果然成功了,
佩了六国相印,又有势有钱。打家里过的时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头,嫂
嫂爬在地上谢罪。他叹道:“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真是少不得的!”张仪和楚
相喝酒,楚相丢了一块璧。手下人说张仪穷而无行,一定他偷的,绑起来打了几
百下。张仪始终不认,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说:“唉,要不是读书游说,
那会受这场气!”他不理,只说:“看我舌头还在罢?”妻子笑道:“舌头是在
的。”他说:“那就成!”后来果然作了秦国的相;苏秦死后,他也大大得意了
一番。

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那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
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
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
帮你的帮你,不帮你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
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
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
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
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人主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这需要
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锈”和“卿相之
尊”,说得不好了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
不算多。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
进言,广博和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
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
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
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02)。蒯通那枝笔是很有力量的。
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
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
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
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
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
事“浅陋不足道”,但“人读之,则必乡共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
移之而已”。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03)。这部书除文辞之胜
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西元前四○
三——二○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
;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注释:(01)《离娄》(02)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
史辩》第四册。

(03)李格非《书战国策后》。

「参考资料」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第二册(清华大学讲义排印本)。

《史记》《汉书》第九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
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
》、《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
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
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
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
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
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
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
》、《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
;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
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
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
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
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
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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