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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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
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
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
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
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
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科学家难以动众，
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
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
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
“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
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
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
老的势力极大，人孔子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27）。这自然足以惊动
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
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
《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先》所不收的经、子、
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
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
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人阳在创造新语。
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
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
是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
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言语时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
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
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塾的，都往这条路上走，
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
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
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
《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
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
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
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受难派主张
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是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
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
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
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
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31），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
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
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
却不曾有意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
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
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
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
《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
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32）；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33）。
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
（34），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
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陈词藻不着边际，便
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
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
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
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命名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
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
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父们的
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纪录演
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的译语。宋
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
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
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但将神怪人情化。
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
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辞赋，一方面是翻译
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
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
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
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
这样的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
：“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
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
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
说佛典这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成为专业，大流行
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
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
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
制上一年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
中的《三国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
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
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
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
》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
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
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
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的去简炼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
“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
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
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同在四书里。又称为“制”，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
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
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
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
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
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
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
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
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
以得简炼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
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
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艺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
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人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
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
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而姚鼐集其大
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35），所以称为桐
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
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
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縠梁传》、
《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36）——再下怕就要数到归
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
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事、汉赋中板重
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注疏
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来的。
方苞论文，也讲“阐道”（37）；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
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雄浑，却能
“迂回荡漾，余味曲包”（38），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
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
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
（39）。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
是所谓“阴与柔之美”（40）。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
这分明是八股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的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
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
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41）。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
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
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
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
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42）。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