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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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笑起来，我们都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饭后的甜点，我们端上了核桃、蜜橘、炒栗子，还有茉莉花茶。我拿出一小篮五香南瓜子，大家边嗑边聊天。
假五粮液上了楚医生的头，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带着醉意，不停地说，他作为一个男人深感羞愧。对于他来说，南京悲剧的起因简单又明了，中国男人们应该承担责任。他们没能打退侵略者，所以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才遭受了强暴和杀戮，明妮这个外国女子，才不得不站出来拯救生命，干那些超出常人能力的事情。说着说着他哭了起来，坚持认为自己同样算不上个男人，若是没有怀着拯救中国的一腔青春热血从德国赶回来就好了。这个国家是个没有希望的泥沼，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它是一个永恒的心痛！”他断言道。他应该去意大利，或去瑞士，或任何一个东欧国家，有了德国顶尖大学的医学学位，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行医。一句话，他说自己是一个窝囊废兼白痴，把自己放到敌人的手里。难怪有人把他当做卖国贼。
他这些语无伦次的疯话触痛了我的心，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浩文一定也有过和楚医生一样的绝望，他可能感觉更糟，因为他直接就在日军里服务。过了一会儿，楚医生平静了下来，重新用和蔼的声音跟大家交谈。晚宴结束时，他不肯让大刘陪他回家。他说：“这个城里没有哪个日本鬼子敢挡老子的道。”
三十二
十二月底，我们又得到浩文的消息。他寄来了一封信，里边还有一张照片，原来盈子生了个孩子，这就是说，我们有了孙子，高家有后了！我看后忧喜参半，耀平倒是很兴奋，甚至回想起他自己在日本当学生的日子，他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段时光是美好的。他曾经说过，日本女子可以当很好的妻子。我并不是跟我们的儿媳过不去，她看上去是个好姑娘，可我不知道她和浩文，现在又加上个孩子，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两国之间的枪炮对阵会给他们的婚姻投下浓重的阴影。
照片背面，我儿子写了“盈子和阿真”几个字。那孩子有浩文的圆眼睛和蒜头鼻子，没有他母亲光滑的面颊和细眼睛。盈子那鹅蛋脸上的表情，有一种上了岁数的女人的宁静和温柔，那是已经有了一群孩子的女人才会有的表情。当我端详着她，她嘴唇似乎翕动起来，说着什么我听不明白的话。我放下照片，眼睛湿润了。
耀平和我商议要不要跟浩文要来盈子的地址，好写信给她，但我们决定，战争期间还是不跟她直接联系为好，那样或许会让我们全家，也许还有她的全家都陷入困境。总有一天，如果阿真和他母亲不能来中国看我们，我们会去日本看看孙子。理想的是，浩文能够把妻子和儿子带回中国。不过此时此刻，我们对这事情要保密。一旦让别人知道了，我们全家可就丢人了。
孙子的照片我只给明妮一个人看了。“照得多好啊，”她说，“母亲和儿子都那么称心如意的样子。盈子是干什么的？”
“是教小学的。”
“我要是你，会马上去看望他们。”
“明妮，你是美国人，可是有几个中国人在战争期间能到日本去呢？你可不要把我们家跟日本人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好吗？”
“没问题，我对谁也绝口不提。”
然后我们商议三个女孩子的事——美燕和她两个同班同学离校出走了，说她们要到内地去找抗日队伍。我们学校的老师在下关火车站把她们截住了，因为她们没有通行证，买不了车票，被困在车站了。我狠狠训斥了她们几个，要罚她们到伙房帮厨一个星期，大刘十分赞成，可是被明妮阻止了，她说还是让她们准备期末考试的补考吧。她给了她们几天时间去复习功课。
那天晚上，美燕到我家来找丽雅，把悄悄借了当旅费用的十元钱还给她。她俩现在是朋友了，可是有我在场，美燕说话有所拘束，所以我就待在厨房里，一边喂帆帆吃饭，一边偷偷听着她俩在客厅里谈些啥。
“对不起，我没告诉你我的打算，”美燕说，“我怕你妈会告诉我爸。”
“不要紧，”丽雅回答，“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也跑了。”
“你打算上哪儿去？去找你丈夫吗？”
“我压根儿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只是想找我们的队伍去。”
“哪个队伍——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只要能打日本，哪个队伍都一样。他们害死了我的孩子，我到现在都时常看到我女儿的样子。”丽雅相信，她流产流掉的那个孩子是个女孩，也许因为她怀孕的日子，早上从来不呕吐。
“你没生我气，我就放心了。”
“你们三个本来打算去哪里呢？”
“我们计划往长江上游去。心里没有明确的目标。”
“你们不是想去参加抗日组织吗？”丽雅问她。
“是想啊，不过说实话，我不介意在没人认识我的安静地方住下来。我也想过一种平静日子。”
“现在到哪儿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问题就在这里，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参加抗日组织了。要是有一个没遭破坏的修道院，我也乐意去。”
“得啦，你不想找个好男人，成个家？”
“这要等到我们把日本人赶出我们国家之后。”
她们的话让我考虑了很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美燕的印象。我曾经觉得她只是个愣头青，但现在我能看出来她也渴望过正常生活。
圣诞节之后不久，耀平过去在日本的一个同学来看望他。那人个子很高，气色不错，穿着一件西装，皮鞋锃亮，用一把长伞当手杖。他看上去像个已届中年的公子哥儿，话语亲切，带着东北口音，还管我叫“嫂子”。耀平把他请进里屋，俩人喝着茶，嗑着瓜子，聊了几个小时，一直到深夜，我则不时提着水壶进去给他们添茶水。我没上床睡觉，就在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上打起盹儿来。他们的声音忽高忽低，有几次两人似乎争吵起来。
那人走了以后，我丈夫变得坐立不安，吸着烟斗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发出长长的叹息，又摇了摇头。
“他来干什么？”我问耀平。
“他们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他要我也参加进去。”
“就是说，他们要给你一份工作？”
“是的。”
“是什么机构呢？”
“文化部或是教育部。”
“做什么事情？”
“副部长。”
“官不小啊！”
“我知道。很显然，他们找不到几个能胜任的人了。正常年月，哪会有人想到让我当副部长。可我不能去为傀儡政权效力，那样做就是叛国，谁也不会原谅我的。想一想吧，一旦中国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会是什么下场？”
“你相信我们会打胜吗？”
“我也没把握，但没把握并不是为傀儡政权做事的理由。我不能毁了咱们家的名节。何况，我们的儿子已经在日本人手底下了。”
“我同意。你拒绝那人了吗？”
“当然没有。我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那是找死，所以我跟他说，我会认真考虑的。那人和我谈了好半天曲线救国计划。”
“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应该和日本人合作，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让中国的一部分免遭彻底毁灭，免遭肢解吞并。我没法反驳他。”
“这种说法，前提是日本会打赢这场战争。”
“没错，可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时候你得给他回话？”
“三天之内。”
“要不你到哪里先去躲起来？到瑟尔或是路易斯他们那儿去？”
“这个么，傀儡国民政府就要在这里建立，所以，如果他们发现我人还在城里，他们是绝不会放过我的。天哪，看样子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我很高兴耀平没有受到诱惑而动摇，尽管他曾经谈过多次他多么喜欢日本，包括日本货（他曾经有过一块精工牌怀表，铜盖里边还带指南针的）。可是这事不仅仅是他个人操守或我们家名节的问题。如果他为傀儡政府效劳，他可能会被地下爱国者杀掉。就算他们不杀掉他，他早晚也会受到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惩罚。他会变成一个人民公敌，我们全家都会因为他而遭殃。
我们商议了好几个钟头，最后定下来，他应该离开南京，到四川去投奔他的大学同学。我们考虑了是不是全家都跟他去，但又想到那样太惹人注意了。还有，我也不能丢下我在这里的工作。我催他不要耽搁，尽快上路。
第二天晚上，他动身到南边的牛首山去，在那里他可以暂时先躲在一个朋友家。他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里边装了几本书和两身换洗衣服。他没有通行证，只能步行和搭便车离开日本占领区，再设法乘船或火车去内地。我把家里的将近八十元钱都给他带上了，嘱咐他不要喝太多的茶，免得加重他的关节炎。临上人力车的时候，他拥抱了我、丽雅和帆帆，说他一定会想念我们的。然后他上了车，朝我们挥挥手。我们看着他瘦削的脸庞在黑夜里渐渐模糊，直到消失。
三十三
露丝·切斯特回信了，说他们给五个盲人女孩子在上海找到了一所学校。我们十分高兴，明妮派茹莲送孩子们过去。盲孩子们都不愿意离开，但我们对她们讲，到了特殊学校，读书的条件会好得多，生活上也可以得到更周到的照顾。更好的是，上海比南京要安全很多。明妮给了她们每人三元钱——这钱是日本军官利川少佐捐的，他曾两次造访金陵学院，被这里的课堂深深感动了，说他在神户的女儿也在上基督教学校。我们没告诉孩子们和任何人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拿到钱的五个孩子都很高兴。
一月四日下午，我们坐着明妮从路易斯那儿借来的一辆大号汽车，出发去下关火车站。明妮开车。我一向钦佩她的能力，能做普通中国女人做不到的事情：开车、骑脚踏车、打球、养狗、登山。我们开上宁汉路的时候，我提醒明妮：“记不记得你说过要教我学开车？”
“我当然没忘，会教你的。等战争结束，我要在这里给自己盖个房子，买辆小轿车。”
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要是能像她那么能干该多好。这里的很多人把她看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敬佩她高大的体格，和她作为领头人的能力。
开过福建路，快到挹江门时，我们看见更多的房子被夷为平地，这一带比去年冬天看上去更荒凉了。过去的交通部，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院落，周围由铁丝网围起来，里边排着十多座简易房，是军用物资的仓库。一路上，无人居住的房舍大多数都被拆掉了，砖头木料堆成了小山，准备拉走。不过火车站一带却是人声喧闹，小贩们沿街叫卖着，街面上满是小店铺，卖着饮料、水果、糕点、香烟和酒。车站是一座带圆阁尖顶的三层小白楼，几个票贩子在车站周围转来转去，朝着过路的人挥着手里的车票。
所有的火车时刻都是按东京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个小时。车站大厅内，买票的人们排成两队。一条队短短的，那是日本旅客；另一条队长长的，足有一百多名中国人。茹莲排在长队的末尾。可是这条队前头的那扇小窗一直关着，只有短队在往前移动。离我们不远，站着一个细瘦的日本办事员，身穿一身蓝制服，黑帽檐锃亮。我们担心茹莲和孩子们会赶不上火车。明妮走到那人跟前，说：“看见那些字了吗？”她指着大门上方的标语，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中日携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那人点点头没吭气。明妮又说，“你不觉得你们对待这些中国旅客的方式，违反了日本的政策，破坏了东亚共荣吗？”
他心里有数地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可他还是一声不吭。然后他慢慢踱回到办公室去，一分钟后，另一扇小窗开了，开始向排长队的中国人卖票。
窗外，一列火车进站了，震颤着停了下来，吐出了成百的旅客。新到南京的人再也不用在来苏儿水里洗手，也不必用杀菌水漱口了，卫兵只对两名出站的青年人搜了身。生活又恢复了正常——除了宪兵还是要查验所有人的证件。
茹莲拿着六张火车票和两张月台票回来了，我们一起领着盲女孩们走出大厅。办好行李托运后，我们来到二号站台。在月台的最西头，大约四百名日本士兵懒懒地在等火车，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坐在铺着水泥板的地上。有几个人挥打着胳膊，又是呻吟又是喊叫。二十来个年轻的日本妇女，有的还不满二十岁，在这群士兵当中穿行，把饭团和水壶递给大家，有几个妇女在喂着裹满绷带的伤兵。他们旁边停着一节卧铺车，里边是一些受伤的军官，在吸烟喝茶，有的在打牌。车厢的窗户蒙着一层雾气——里边一定很暖和。月台上的伤兵虽然有人照料，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