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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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请也行。可不请又要让人家说长道短呢！”
父亲这样说。他怕流言蜚语。实际上那些人也真是这样，要是这种场合随不了他们的心愿，马上就会说三道四的。
“乡下可不同东京，要麻烦的多哪。”
父亲又这样说。
“还有你爹的脸面哪。”母亲有加上一句。
我也无法自做主张了，心想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他们方便就行。
“总之，我的意思是，如果为我，那就算了，如果您怕人家背后说闲话，那就另当别论。要说我硬要做对您们不利的事情，也没办法。”
“这样的理由也说不出去呀！”
父亲露出一脸苦相。
“你爹并没说全是为了你，可你也该懂得一点人情事故吧。”
一到这种情况，母亲就爱说那些妇道人家的歪道理，她要胡搅起来，把父亲和我加起来也说不过她。
“念过书的人不能总是认死理。”
父亲只说了这样一句。但是，我从这简单的话语中，却看出了他平时对我的所有不满。当时我并没有发觉自己说话生硬，只觉得父亲的不满有点过分。
那天晚上，父亲的心情又变了，同我商量要是请客，安排在什么时候好。父亲就像对于我这个不管一切，自在旧屋里闲居的人让步一样。我在和蔼的父亲面前，自然也只得低头。我们经过商量之后，决定了请客的日期。
在那天还没来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明治天皇染病的通告。这条新闻立刻通过报纸传遍了整个日本。在这间农舍中，帮我那几经周折刚刚决定小孩的毕业庆祝，如同灰尘一般的吹掉了。
“唉，这可有理由推辞了。”
戴着眼镜看报的父亲这样说。他默默的似乎在想着自己的病。我也回忆起不久前的毕业典礼上，按照惯例每年都要行幸大学的天皇陛下。
四
在这所格外空旷的老房里，在一片肃静中我解开行李开始读书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总是踏实不下来。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东京的寓所二楼上，我耳边虽然响着远处电车的声音，却还能一页一页地翻着，专心致志心情愉快地学习。
我常常动不动就靠着桌子打瞌睡，有时索性拿出枕头痛痛快快睡个午觉。一睁眼便是满耳蝉噪。这醒来就没完没了的蝉叫声，突然在我耳底里嘈杂起来。我呆呆地听着，不知怎的。有事心中竟涌出一股悲戚。
我拿起笔给朋友们写了几张简短的明信片和几封长信。这些朋友有的留在东京，有的回到遥远的故乡。有回信的，也有没音信的。当然我不会忘记先生。我把自己回到故乡后的情况，用小字写了满满三张稿纸寄了出去。封信时，我心里疑惑先生是否真的还在东京。以往先生同夫人一起出门的时候，总有一位不认识的五十左右上下留短发的女人看家。我曾问过先生，她是谁。先生却反问我：“你看像什么人呢？”我把她误认为先生的亲戚了。先生说：“我可没有亲戚呀。”他同故乡的亲戚一向没有书信往来的。那位我不认识的看门女人，是同先生没有亲缘关系的夫人的亲戚。我给先生发信时，心里忽然闪现出她那背上松散地结着窄带的身影。心想这封信倘若在先生夫妇去什么地方避暑之后到的话，这位梳短发的婆婆，能否马上灵活而热心地把信转送到那里呢。然而，我很知道在信里也没有必要写上这点的。我只觉得孤独，并盼着先生赶快回信。但是，回信却始终没来。
父亲不像去年冬天我回家时那么喜欢下将棋了。棋盘搁在壁龛的角落里，上面积满了灰尘。特别是天皇陛下染病以后，父亲仿佛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盼着报纸，来了自己先看。然后有特地把可看的消息带到我的房间。
“喂，你看，今天天子的病情也登的很详细哪。”父亲常常把天皇陛下称为天子。
“有句有罪的话，天子的病也同爹的相似呢。”
父亲这样说时，脸上便笼罩了一层暗淡的阴云。我听了这话，心里也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说不定什么时候父亲也会死的。
“不过，不要紧把，像我这样没用的人，还能凑合活着哪。”
父亲虽然自己喂自己下了健康的保证，可是现在，似乎也感到要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危险了。
“爹真的害怕病啦！他似乎并没有像娘说的那样，还想活上十年二十年哪！”
母亲听了我的话，显得很尴尬。
“你劝劝他再下下将棋吧。”
我从壁龛中取出棋盘，拭去上面的尘土。
五
父亲的精神渐渐衰弱了。曾经使我惊奇的那顶系着手帕的旧草帽，也自然地闲起来。每当我看见放在熏黑的搁板上的那顶草帽时，便觉得父亲很可怜。在父亲象以前那样略微活动的时候，我就担心，希望他再谨慎一些才好。父亲呆呆地静坐时，我却觉得他又象原来那样健康了，我常常跟母亲谈起父亲的病情。
“全是神经过敏。”母亲说。她一直是把天皇陛下的病和父亲的病联想在一起的，我却不认为这样。
“怎么是神经过敏？是真的身体不好，可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心情，而是身体坏下去了。”
我这样说着，心里又在思量要不要从远处请位高明的医生来检查一下。
“今年夏天，你也够心烦的了。好不容易毕了业，却不能庆贺一番，你爹的身子又是这样，况且天子有病。咳，倒不如一回来就请客好哪。”
我到家是七月五、六号，父母为庆贺我毕业提出请客，是我到家一星期之后。又是自那以后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才好歹商定了日子。岂不知我这不受时间约束的人，回到悠闲的乡村之后，多亏发生了这件事，我才从这令人厌烦的社交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但是，对这一点母亲不了解我，好象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似的。
天皇驾崩的通告传来时，父亲拿着那张报纸，“唉呀，唉呀”地叫着。
“唉呀，唉呀，天子终于驾崩了。我也……”父亲没有说下去。
我上街买了黑绸包住旗杆头，又裁了一条三寸宽的飘带系在旗杆顶上，让旗杆从门扉旁斜着伸向街道。旗子和黑飘带在无风的空气中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我家旧门楼顶上铺着的稻草，经过风吹雨打早就变了色，呈现一种浅灰色，而且处处明显地凹凸不平。我独自走到门外，望着那黑飘带和白绸地以及中央托出一轮红日的国旗。这些颜色映照在房顶污灰的稻草上。我想起先生曾问我：“你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式的？跟我故乡的风趣不大相同吧？”我很想请先生看看我出生的这所旧宅，却又觉得让先生看到它不好意思。
我又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桌旁一边看报，一边想象着遥远的东京的情景。我的想象，汇集了日本最大的城市在怎样的黑暗中，如何转动的画面。在那漆黑的不转动就没办法的城
市，在那令人焦躁不安的喧嚣中，我看到了先生的家犹如一点灯火。那时我还没有发现这点灯火，将被自然地卷进那无声的漩涡中。当然更没有发现，用不了多久，眼前的这点灯火就要
遭到倏然消失的命运。
我想把家乡发生的这件事写信告诉先生。拿起笔只写了十来行便又放下，把信撕成碎片，扔进纸篓里。（因为我觉得给先生写这些东西也没用，有上封信的经验，他根本不会回信的）我因为太寂寞，所以就写了信，盼望着他能来封回信才好。
六
八月中旬的时候，我接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他告诉我有个地方招聘中学教员，问我是否想去。这位朋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到处为自己寻求这样的职业。这个工作本来开始是为他自
己找的，后来他又找到了更好的地方，所以特意函告，想把这多余的位置让给我。我马上回信谢绝了。我告诉他，有个朋友正绞尽脑汁想谋求教员的工作，可以转让给他。
我回信之后便跟父母说了这件事，他们对我的回绝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
“不去那种地方，也会有可心的工作的。”
在这句话背后，我听出他们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了。迂腐的父母好象期望着刚刚毕业的我，会能得到与我不相称的地位和收入似的。
“可心的工作？近来，那样好的工作是很难找到的。尤其哥哥和我的专业不同，时代也不同了。要是还把我们同样看待，就有点不好办了。”
“但是，既然你已经毕业了，还不能独立生活的话，家里也感到为难。假使旁人要问，您家的老二大学毕业做什么事呵？我要回答不出，那脸往哪儿放呵2”
父亲脸色阴郁。他从来不晓得离开住惯的农村，到外面去是怎么回事。当衬里人问他，大学毕业拿多少薪水，或说能挣一百多块吧，对讲这些话的人父亲为了外面名声好些，总希望刚刚毕业的我有个着落。我一向认为大城市才是立身之地。可是在父母看来，我的想法简直无异于是个想要一步登天的怪人。其实我心里也常常冒出这种怪念头。我要明白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想法，但在思想差距过于悬殊的父母面前只好沉默。
“你常常挂在嘴边的先生，不是可以去求求他么？尤其是这时候。”
母亲除此之外并不了解先生。那位先生正是劝我回家后趁父亲活着赶快分财产的人，而不是为我毕业后就帮忙解决工作的人。
“那位先生是干什么的？”父亲问。
“什么都不干。”我答道。
我本想告诉他们以前曾说过先生没作事，而父亲也应该记得的。
“什么都不干，那又是为什么？既是你那么尊敬的人，总该做点事呵。”
父亲在用这种话挖苦我。在他的头脑里，有用的人，都会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所以，他就似乎认定先生准是个无能之辈，才游手好闲的。
“就连我这样的人，虽说没有薪水，可总没闲呆着呀。”父亲又这样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声不响。
“要是象你说的那么了不起，一定能给你找个工作的。托过他吗？”母亲问。
“没有。”我答道。
“那可就没办法啦。为什么不求求他？给他去封信也好呵，赶快写。”
“唉唉。”
我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便离开了这里。
七
父亲显然在担心自己的病。但是，医生每次前来诊病，他都没提出难为对方的罗里罗唆的问题。医生也有些顾忌，从没说过什么。
父亲似乎在考虑他死后的事情，至少在想象自己去世后的这个家。
“让孩子上学也好也不好。好不容易供他大学毕业，他就再不回家了。无形中就象为了分离父子才上学的。”
哥哥上学的结果，现今远在他乡，我又因为受了教育而决心住在东京。父亲培养出这样的儿子，发发牢骚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想象着母亲孤单单地留在这座长年久居的农舍里，一定会感到孤独的。
父亲认定自己的家不会发生变动，只要住在这儿的母亲还活着，便会依然如故。他心里矛盾得很，一面对自己死后抛下的母亲，孤单单地留在这所空寂的家中深深内疚，一面却又想硬让我在东京谋一个好职位。我觉得他这矛盾心理很可笑，同时又为能去东京而感到欣慰。
我在父母面前，不能不装出正在努力谋取这种职位的样子。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述说了家中的情况，并拜托他如果有我能够做的工作，不管什么都可以代我物色。我虽然觉得先生是不会理睬我这委托的，而且就算他愿意帮助我，他交际范围那样狭窄，终归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还是写了这封信。我总觉得先生一定会回信的。
我封好信，在寄出之前对母亲说。
“给先生的信写好了，是按您的意思写的。您看看吧。”
正如我预料的，母亲没有看。
“是么？那就赶快发走吧。这种事就是别人不提醒，自己也该早办的。”
母亲仿佛还把我当个孩子，其实我也觉得自己象个孩子。
“可是光寄信还不够。不管怎样，九月份我得到东京去一趟。”
“也许该那样做吧。可是，说不定凑巧有什么好的工作哪，最好是早拜托他。”
“是呵。反正回信是一定要来的，那时再说吧。”
这一点，我倒相信办事认真的先生，一心盼着他的回信。但是，我的期待终于落空了。过了一个星期，依然不见先生半点回音。
“大概他到什么地方避暑去了吧。”
我不能不对母亲说些解释的话。这不仅是对母亲，对我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安抚。尽管有些牵强，可我要不假设个什么情由为先生开脱一下，心里便觉得不安。
我常常忘了父亲的病，想尽早去东京。连父亲自己也常常忘记自己的病。他担心未来，却又对未来不作半点安排。我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按先生的忠告向父亲提出分财产的事情。
八
到了九月初，我真的又要到东京去了。我要求父亲暂时还象以前那样给我寄学费。
“这样老呆在家里，是不会找到您所说的那种工作的。”
我把事情说得似乎是为了寻求父亲所期待的那种职位，才要去东京的。我又说：
“当然啦，钱只要寄到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