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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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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据他说,游泳就该像走路,人能走多远,就该游多远。事隔六十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同样的道理。

这个游泳的本领牵连到东沙群岛的某些发现。

小时候,曾经见过一幅父亲在水底的黑白照片,身边海带、珊瑚围绕,他戴着潜水镜,半立在海床上,手里抓着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觉得他真了不起,能潜到海底,还能摆出这么样的架势!

后来方知,他亲自在东沙群岛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而且得到许多学术性的发现。他潜入海底做探勘时,也发现了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对于珊瑚他很内行,计算出这些珊瑚在什么深度、什么温度等等条件下的成长时间,推断出应属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由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一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父亲去世后,“总统府”的褒扬状上也记上了这一笔。我曾经以此事请教父亲,他的回答很简单:

“在学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流亡校长

看来父亲一生只会做研究,却也有过一点行政经验。

他当过东北中学的校长,应当是抗战时流亡的东北中学校长。从北平到大后方的四川,一路流亡了一两年,随处驻校,随处迁校,中间也换了好几位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

“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跟我讲,父亲做野外探勘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扎帐棚,采撷野菜野果。他能分辨各种植物的特性跟作用,除了基于现实之需要之外,也跟早年在日本的接触有关。

后来我在仙台的东北帝大,发现了他们有个药用植物园,各种奇花异果纷然杂陈,分门别类编卡编号又作说明。怪不得了,父亲应当在早年的时候常常来此地参观学习,他一生除了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之外,自然科学,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能吸引他的注意,看来一株平淡无奇的小草,他不仅能够指认出名字,也能对于科目、类别、作用说上许多。我至今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天文,依然维持着高度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也没有刻意教导。

父亲与台大

第一次进入台大,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许非常小,小到认不得地方。然而父亲与台大,在我眼中,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父亲称台大为“大学”,他说的大学,一定就是台大。东海成立的时候,创办人曾约农先生三天两头到我们家,个子矮矮的,光着白头,一把长长的白须垂到胸前,是曾国藩的曾孙,长得比曾国藩漂亮得多。好像也是住在青田街附近,望之如神仙。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后来想想,他原本的专业也是地质,自然与父亲是旧识,当时常常到家里来,应该是为刚开创的东海大学挖角的。

父亲始于台大终于台大。

刘绍唐先生当年创办《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在整理史料方面的贡献很了不得,特别是由于国共誓不两立、真相十分不明之际,满足了许多人的求知欲。然而我常常想,胡适早年提倡写自传,他自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又写了一本《丁文江先生的传记》,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为自己再写什么传记。

今天要是重新检视《传记文学》的目录的话,我相信,学者的自传不会多,政客、军人似乎要多些,有的就是自己写,或主动,或被动,别人代笔也会写出来。

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钱穆、林语堂,都是在八十岁之后,才写了一点点回忆录,他们不会那么自我膨风,觉得有多大的价值可以写什么传。学者的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交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

印象中父亲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与发现,也可以想见,面前的谈话对象大多也是学者,否则人家也听不懂。

我收到过一封父亲的家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一共七个字。但是他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退休了还是在写,只是难得写家信,他一定觉得家信有什么好写的?不写家信也应该是他与母亲离婚的原因之一。

看他们那一代的人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偶尔知道他们还有研究以外的贡献,难免惊讶不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期间,生活困苦,朝不保夕,但是看看在那个八年十年里造就了多少后来复国建国的人才!虽然名为流亡大学,其实,从房舍到教材、仪器,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却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学术上的人才与成就,不论在哪一个领域,真不见得比现代差。

父亲带过抗日流亡的东北中学,到后来,又参与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大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一直不关心,也无由得知。但是前几年读到了一本书,名为《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在书里,见到了一位我从来就不怎么熟悉的父亲。

从别人的日记,以及相关记载中,读到了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哪年哪月哪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我的父亲去了淡水,跟某某人喝了几瓶酒,吃了什么菜。某日又跟陈仪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历历在目,而我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

一般的印象,总会以为台大第一任校长是傅斯年,其实,在傅校长之前,有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要是所谓“代理校长”也算在其中的话,傅斯年已经是第四任了。第一任是罗宗洛,第二任是陆志鸿、第三任是庄长恭。陆志鸿是被免去校长职务的,庄是闽南人,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校长。前三任台大校长个个都不想长干,跟现在有的学校校长一职大家抢着要当,甚至还有小动作,很是不同。

第一任罗宗洛校长是最吃力的一任,他要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大,并且创设台湾大学。依日本人的记述,当时在台湾所见中国的接收人员,以台大的接收为最有条理,最有效,也最清廉。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接收大员”,我宁愿觉得,我的清廉,我的痛恨贪污,也许遗传自父亲,虽然贪污的机会也轮不到我。

父亲是跟随罗宗洛校长来台的人员之一,他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又在大后方沙坪坝中大同事,他们在留日期间,就已经熟识,因为罗校长在日本读的第二高师,就在仙台,父亲读的东北帝大也在仙台。罗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岁。

早期,只有罗校长,陆志鸿与父亲比较参与接收事务,之后又有在台的杜聪明、大陆来的魏建功跟苏步青等人。读罗校长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发现接收人员其实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劳。南京中央政府则大多不闻不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罗校长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亲自到南京争取人事与经费,然而那时大局已不可为,终于留书辞职,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后来在“文革”中他又备受打击,却依然维持了学人的风骨,劲节凛凛,应属中国学人之光,也属台大人之光。

台大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五日,台湾许多学校的校庆不是十月十日就是爱挑十月三十一日,如我曾经读过的艺专。三十一日那天是“老总统”的生日,大家就凑趣拍马,不怎么像话。台大是十一月十五日,起因于该日是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在台大校本部,正式接收日本台北帝大的典礼之日。台大人不可忘记这一段因缘。

父亲同样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接收台大的这一回事,我只听老教授说过,“令尊对于台大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样的言语常常也是客套,我没当一回事。后来在罗宗洛的日记中,却发现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罗校长与陈仪不对盘的时候,许多问题总是交给父亲去跟他谈,好像每回都有如其所愿的结果,甚至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宗洛要去见陈仪的话,几无例外的,也一定邀父亲同行。

在台北帝大时代,台湾本地人常常遭受歧视,师生皆然。国民政府终于接收了台大,大部分本地师生都强烈主张驱逐所有的日本师生,甚至不惜降低师生平均水准。然而罗宗洛、马廷英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学术水准得来不易,一个大学的水准要许多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不可以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他们反而主张把优秀的日本教授留下来,继续借重,这个想法连陈仪都不同意,台籍师生更是鼓噪不已。一阵僵持之后,几位接收大员干脆宣布,谁再闹就处分谁!就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才真正地维持了当年台大的水准,没有使得台大成为二等大学。

用人方面,坚持不得受到政治干扰,也就是必须专职专任,不可学政两栖,此与今日的情况自然不同。今天有许多教授,政党轮替了,就回去当教授;政党又轮替回来了,又去当官。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授非常穷,比一比、想一想,十分感慨。

小时候偶尔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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