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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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到十年之后我到了美国,才知道这四健会和美国新闻处一样是美
国大帝国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触角。
十二岁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学习规矩了。坐时两腿紧并,睡时只能侧躺,
两腿合拢。鲲鯓的母亲如果发现女儿睡觉时张开大腿,女儿马上要挨打或挨
骂。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笑时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轻男女穿上他们最
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达。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体和群体之
间也许会勇敢地交谈一两句,但男女单独约会却绝不可能。
——《鲲鯓》我的母亲也开始编织渔网了。她虽然是警察“大人”的
妻,虽然讲的闽南话有浓厚的外省腔,她却和驼背婶、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
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手脚麻利地结网。
当缴学费的日期接近的时候,她清晨4 点起床,给孩子们准备好早点
和便当盒,就开始打渔网,一直打到夜里12 点。每天编织近二十个小时,
密集地连续编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张完整的大网,工钱是八十块钱新台币。
“我手快,一天可以赚八块钱呢,”她得意地说,接下我的书包,“驼背
婶一天只赚三块钱。”她的女儿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几张渔网的钱才能缴清
学费。
9671967……全国各地武斗愈演愈烈。。5 月15 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
斗,成都万人支持;重庆也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
炮平射朝天门码头。。武汉从1967 年6——《大崩溃》,李逊著,1996 年在
柏林,二十岁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个救援东德逃亡者的地下组织,
潜入东柏林。他和同伙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挖地道。快挖通的时候,公安
来了。那是1967 年9 月,杜恩在东柏林的监狱里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
之后,他是德利银行派驻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 谆告诫要如何做一个端庄娴静、彬彬有礼的“淑女”。
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达爱慕的信寄到
学校里会被老师拆开、大声朗读、公开羞辱。我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是在
十六岁那年接受了一个十七岁的茄萣少年送来的一只黑猫,猫脖子上有一张
小卡片:“让这只猫替我陪着你。”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是我所受过的最美丽的
礼物。十七岁的少年后来也离开了茄萣,成为台北大医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一个天生卷发的女生被老师讥笑为
“爱漂亮”,她第二天剃了个大光头来上课。我没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
烟,表示叛逆,因为我嫌烟味难闻。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因为,嗯,四健
会只教了我跳土风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乐、不穿有跟的鞋子紧身
的衣服,不认识一个去过美国的人或者一个在美国有朋友的人;我说话不夹
带刚刚学来的英语、不耸肩表示“无所谓”,不扬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
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儿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风筝极普遍,但我没
见过买的风筝:都是自己用旧报纸和细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见女孩子玩娃
娃,虽然我们美国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湾制的。以树枝或细棍打脚是最常见
的对孩子的惩罚。打脸或头则是严重的。另一个惩罚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
给别人收养。自从我在村子里出现之后,鲍始的父母骂小孩时会说:“把你
送到美国去!”显然是个非常可怕的惩罚,因为小孩反应很激烈。
———《鲲鯓》但是,我总会做什么吧?是的,我和同学谈方旗和余
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
王尚义。我们编《南女青年》,在上面写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谈齐克
果和存在主义的文章。下课时,我躺在校园里的椰子树下看天空里白云的浮
动。放学后,我们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郑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树。真
正要回家时,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车。总要穿过孔子庙,总要从“全台首学”
的横匾下经过,也总要对庙门内那几株覆盖亭亭的大树看上几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产行门口等车。路的中线有栏杆挡着,不让行人穿
越马路。我无意识地望着流过的车水马龙,突然吃了一惊,赶忙将发现告诉
身边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从我们眼前过去的车子全部都是一个方
向。”我指向右边。朋友看看车,看看我,半晌,说,“如果我们换到对面去
站,所有那边的车子也是一个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过了好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今天才发现?”在五福特
产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黑人。他坐在门边端看一个中国布偶。引我注
意的是他头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绒线织成,
紧紧箍着他的头,我悄悄在他背后用手碰了下那顶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
头发!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联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是
读书;三民主义和地理历史读得我受不了的时候,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1968 年,
当布拉格的年轻人被苏联的坦克车驱赶的时候,我趴在床上写字:“。。这
种苍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岁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整个灵魂是空
的,轻得教人难以承受。。”当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里,没听说过“布
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苏联坦克,更没梦想过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
从后门走到茄萣海滩,坐在黑暗的沙滩上抱着腿掉眼泪。
970 台南,明郑时的首都,在20 世纪初逐渐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
是成长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渔村及农村,共有三十万人口。沿海一带因土质
过咸,除番薯外无法耕植,故形成渔塘作业。台南气候属亚热带,冬季气温
在华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间,夏季平均温度为华氏八十二度。夏季并不酷热,
因有海风、台风及夏雨所致。
——《鲲鯓》1970 竟是成功大学的学生。联考志愿表上依序填的是台
大、师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愿。我的英文考了九十
多分,数学却只有十分,第四志愿也算公平吧。我离开了茄萣,在台南赁屋
而居。
1970 国。1972 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台大哲学系事件、成大
读书会事件发生,1973 年,越战使美国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 年,“文
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高层斗争更趋激烈。
我呢,骑着一辆单车,逛到光复校区去看花开正盛的一丛九重葛,揣
摩“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滋味。逃课时,到榕园的老树下躺着想心事。晚上
赶到全美戏院看场老电影,戏散后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场推着车回家。周末和
工学院的男孩子们去虎头碑、乌山头、关子岭郊游,寒暑假参加救国团组织
的各种育乐活动。国民党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学校园;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
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
学,我也就不可能从其他的校园听到任何耳语。
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
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交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
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
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
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
湾的70 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潮》、罗家伦的《新
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
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
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
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
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
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 世纪末回顾70 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
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 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 年代的台
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
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
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
年前,1970 年1 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
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
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
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
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
种。
——《野火集》,1985 年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
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
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
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
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
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
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
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
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
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
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
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
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
那么——”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
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
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
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
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
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
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
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
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
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
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
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
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
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
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
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
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
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