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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十一种孤独-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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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马上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四方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他曾说“朋友们。”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手稿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因为它们的光芒显得十分神圣。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从他那出租车司机靠得住的黑色钱夹里,他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带怒气,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是当时我只是低声而谦卑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异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翻腾一通,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图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清晰可辨了。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让人恶心的姜汁汽水给我一种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错了吗,鲍勃?”他问道。“我错了吗?”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一周只挣个四十、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去问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我是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麻烦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搂着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见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一丝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几乎能杀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对伯尼宽容得多。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种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一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份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份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看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的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注: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代代相传的道理和完美沟通技巧,一直和那个男孩谈着健康、干净的生活,充满阳光、牛奶的话题,还没到皇后区大桥时,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注:Police Athe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的人在喋喋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几个人。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可爱的好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注: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的三百万美元制作成本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了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过了二十二年的孤独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工作了。 
“只在那时,”根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所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只是一门心思不想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砌墙就到此为止了。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隽朗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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