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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雪白血红-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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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图,通告各部队也照此执行。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现五十三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应为“开原”——笔者)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⑵。
军委复电表示同意。
后来,暂53师并未按起义对待,而被宣布为“反正”。1949年4月,起义后被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暂53师,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国军,你来我往,谁也谁不管谁,那才有意思呢。八路东张西望,一双眼睛不够用了,国军有的问八路到哪儿集合、“解放”,有的想上去问又不大敢。有个背着个电台的国军,问我们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们走。有的手里摇晃着钱,去敲路边饭馆的门。过去老远见了,老板早就点头哈腰迎上来了,不给钱也得挤出笑脸。这回怎么敲,怎么商量,也没人理。八路是看西洋景,国军是肚子造反了,都盼着找个吃饭的地方。
走到南八条特务团卫生所门口,一个国军在门口站岗。马路对面一座大院门口,站着个八路哨兵。俩人隔条马路,就那么持枪站着,望着。那国军站得笔直,瞅着比八路还认真。当时我们挺羡慕那个国军,觉得他就像个共产党了。
枪还在院里架着,也是国军哨兵。来一拨八路,当官的就上去敬礼,报告,要求接收。一些兵就要跟八路走。八路说你们把东西看好,后边有人管你们,说完就走了。一些人就开玩笑,说哪有给枪不要,当兵也不要的?
等两天才接收。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有的兵就站到军官那边去了。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回家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一挑,说我个小,一米六零出点头,不要。我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我才十八岁。其实我现在也没长大,这两年还抽巴回去一些。怎么又要了?因为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把我分到二纵五师十三团二营六连一班。班长乐坏了,欢迎会上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咱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我说∶这“学习组长”是干什么的?班长说∶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
我说∶甚么叫“讨论”呀?班长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连队选举士兵委员会主席,往碗里扔黄豆。营长跑来坐在我那只碗跟前,指点着说∶这是张天铸的,这只碗是张天铸的。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吴法宪受了处分
沈阳溃散国军没人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是有些部队只顾抓物资了。
拚命往沈阳跑,怕敌人跑了,怕打不上仗,还怕东西叫别人抢去了。
张耀东老人说:我们2纵进沈阳最早,好吃的,好用的,大部叫我们占上了,可发大财了,身上里外三新,全换了。香姻,罐头,饼乾,糖,酒,衣服,都是美国货。最多的是加拿大白面,一粒一粒的,叫“砂子面”,比现在的精粉好多了。上顿饺子,下顿烙饼,北京解放了还没吃了。有的部队南下了,还拉著加拿大白面。有的部队说2纵“爪子长”,“抓得快”,是“铁爪子”。我们说:能抓你也抓呀?2纵真能打,也真能抓,李兆书老人说:吴法宪带上我们几个人,坐著吉普看仓库,看了九个。吴法宪看得可认真了,还问我们应该把哪些仓库给1纵。那时领导都这样,打仗看地形,重要缴获亲自过目,可不是光用嘴深入实际。後来给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谁好孩子往庙上舍?
张文星老人说:师里让我带个连在南八条那儿看仓库,一个被服库,两个加拿大白面库。刚看上,36团3营长带两个连来抢了。我上去阻拦,他们把几袋面压我身上,弄得面人似的,差点儿憋死。老百姓看了,说这八路怎麽这个样子呀?我找他们团长告状,团长把3营长猛撸一顿,记大过一次,抢去的白面全部没收。3营长後来见到我,嘿嘿笑,说你小子可把我告苦了。
刘学友老人说:当时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现202医院)收治不少国民党伤兵,就把它当成国民党医院了,6师17团一个指导员庄严,带人搬走一些药品,有的战士把一些设备也砸了。後来召集沈阳各界名流开会,有人说八路军抢砸医院。师政委李少元火了,要枪毙庄严。庄严才19岁。後来没怆毙,不知怎麽处理了,17团党委受到集体记过处分,团长和政委各记大过一次。
2纵政委吴法宪也受到记过处分。
不光是要承担领导责任,还因为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他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後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段:
调出炮数,一纵山炮五门,二纵山炮十八门(包括九四山二),一四野四门,化迫三门,美十榴五门,十五迫六门,共三十五门,三纵三八野一门,一四十榴三门,美十榴三门共七门,五纵化迫五门,十三迫六门,共十一门,六纵山炮三门,三八野炮八门,共十一门,七纵山炮六门,十二迫六门,共十三门,八纵美十榴五门,十纵美十榴七门,十三纵美十榴四门。⑶。
2纵调出火炮,占总数的36%还多。
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
要物不要人,并非自沈阳始,也不止一个2纵。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於秋季战役(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中,说:
“秋季攻热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但这都是小城市,参战部队不超过两个纵队,故易维持纪律。”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如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已,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药不均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粱也吃不上。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之仓庠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另一偏向,则是因物资多,大家争搬大仓库,而对收容俘虏,打扫战场反不注意,故锦战结束後三四天内,市内散俘伤俘尚到处乱走,无人收容。”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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