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金山-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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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基本上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什么事。他不是金箔行家出身，也没读过什么书，初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当年，农村青年的主要出路就是当兵，所谓“一年入团，二年入党，三年当排长，当不了排长回来进工厂”，王志宏属于那种“当不了排长”的人，复员后进了金箔厂。因为是党员，厂里就拿他当了“万金油”，今天搞文艺宣传队，明天举办学习班，后天又搞这个赛那个赛的。凡是别人脱不开身的，都交他负责干。时间一长，他俨然成了厂里一名领导干部。1976年厂里抽调他到县里工业系统搞工作队，两年后工作队解散，他回到厂里。根据县里意见，提拔他当了副厂长，由县里下了任命书，一下子成了“县管干部”。
可是，王志宏虽然走运提起来了，但他干什么都干不好。分他干政工，上级分来一个李雄关，在部队是营级，压住了他；分他管技术口，他对金箔一窍不通，又不肯钻研；分他干行政，金箔厂小得可怜，一个行政科长曹庭都闲得无事，他分管什么呢？最后只好分管生产，名誉是管生产，实际上还是假大空，他不懂生产工艺，怎么管呢？混了这么多年，好歹有刘恒做厂长，有老厂长梅长生做技术顾问，王志宏“滥竽充数”，倒也混得人五人六的，平安无事。
何大福上任这些年，也想将王志宏“带”出来。当年他从化工厂调到金箔厂时，县里领导也曾问过他：你要不要带一两个人一道过去？他说：不用，有本事就地取材。到金箔厂后，他觉得王志宏是党员，才四十多岁，群众中也没人说他有什么严重的其他问题，便没有调整他。为了把他“带”出来，何大福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深入第一线，工作抓到实处。他也还努力，起早贪晚确实“好好表现了一番”。可是，毕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每天在车间，他只是帮助工人做些下手服务方面的事，甚至有些重活脏活他也主动帮助干。可是，对于如何加强管理，如何降低黄金消耗，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他很少考虑，也拿不出什么主导意见。车间需要添置什么东西，需要处理什么东西，他只负责签署“同意卖王志宏”、“同意买王志宏”几个字，其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时间一长，人们就背地里叫他“买卖王志宏”。为了提高王志宏的领导素质，何大福连续两次将王志宏送到市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进行脱产培训，可是王志宏不领情，到处说这是在排挤他。更差劲的是，他对厂里生产工作漠不关心。两次培训期间，每星期回来休息一天。他家住厂里宿舍，可他学习三个月，竟然一次厂门都不进。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2）
对这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何大福终于决定下掉，换一个得力的干部当自己的生产助手。可是，当时何大福的权限只能调整车间主任这一级干部，厂级领导的任免，他最多有一个推荐建议权。那个年代，你推荐建议理由再多，领导不想动，下面还是奈何不得。有时班子明明有矛盾，上面也故意装聋作哑不调整，因为你有矛盾我才好利用矛盾加以控制你们。再说，你要调整一个人，手续多着呢。打报告、党委研究、派人考评、开坐谈会、交换意见等等，半年能批下来就算不错了。谁都知道，那时候的干部，差不多就是终身制的，一旦上来了，下去比上来还难。
何大福认为，企业干部制度这个“禁区”如果不冲破，改革最后还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决定从王志宏身上冲一冲这个禁锢企业几十年的干部制度。
星期一下午是金箔厂的“办公会”时间。何大福上任以后，每个星期一下午都召开办公会。各车间、部室负责人和厂领导聚在一起，安排一下本周工作，已经成了“雷打不动”的制度。为此，何大福特别强调，星期一中午，任何人都不准喝酒。可是这天下午一点多，所有人都到齐了，唯有王志宏没到。过了好长时间，他才醉醺醺地进来了。还没坐稳，何大福就喝问：“王志宏，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几个……朋友一起……闹着……喝酒的，喝酒……喝过了。”王志宏结结巴巴回答。
“你知不知道星期一中午不得喝酒的制度？”何大福板着脸问。
“知是……知……道。”
“那好，咱们有条规矩，各吹各的号，都是一个调；不是一个调，请你往边靠。你身为副厂长，不执行厂里规章制度，说明你已不愿和厂里唱一个调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我宣布免去你副厂长职务，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金箔厂副厂长了，根据你的表现，我们再考虑安排你的工作！”
“什么？我一没贪污，二没腐化，三没搞投机倒把，工作吃苦耐劳，你凭什么免去我副厂长职务？”王志宏好像突然醒酒了，大叫了起来。
“凭什么免？第一，你违反了厂里规章制度；第二，不是你努力不够，而是你能力不够，你没有能力担当副厂长这个担子！”
“你敢！你没这个权力！我是县里任命的干部！”王志宏气急败坏，捶着桌子叫嚷着。
“现在搞改革了，我必须有这个权。这个问题，由我负责到县里解决。”何大福沉着冷静。
“我到县里告你去！”王志宏咆哮。
“好！我等着。”何大福看都没看他。
由于出现了罢免王志宏的“重大”议题，其他议题就草草收场了。
第二天早晨，厂部办公室到生产车间的宣传栏玻璃上，张贴了一张王志宏写的大字报，题目是：何大福凭什么免掉我的副厂长职务？内容是：何大福胆大妄为、目无组织、目无领导、超越权限、擅自作主，竟敢免掉我这个由县里任命的副厂长，简直无法无天！我进厂这么多年来，一没贪污，二没腐化，三没搞投机倒把，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何大福凭什么免掉我副厂长职务？
看到这个大字报，何大福也写了一篇稿子，叫办公室用毛笔抄出来，贴在王志宏大字报旁边。主标题是：不是努力不够，而是能力不够。副标题是：王志宏带头喝酒违反制度，办公会被宣布免去副厂长职务。内容主要讲了王志宏喝酒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最后还写了一段：在市场经济中，人才使用及人才竞争好比运动场上的篮球赛。为了赢得比赛胜利，所有的人都要认真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比赛，用过硬的技巧和战术策略去击败对手。发现哪个运动员不行，教练会下令，“五号下、六号上”，换人。换下来的人经过体能休整、技术补课等，可以重新上场。如果老是不行，就要被淘汰出局。那种“我积极工作态度认真又没犯错误，凭什么叫我下场”的调子现在必须改革了，按照这个“篮球场理论”，叫你下场不是因为你努力不够，而是因为你能力不够！ txt小说上传分享
篮球场理论：5号下6号上（3）
职工们对李雄关、王志宏一伙早就看不惯了，特别是王志宏不学无术，大家都说早该下掉他了！
王志宏贴好大字报，就到工业局告状去了。钱仁德很快打电话通知何大福去工业局。何大福一到局长办公室，钱局长、工交党委书记、抓工业的副县长和县委组织部长都坐在那儿等他了。
“听说你没经过组织批准，就宣布免去王志宏副厂长职务了？”钱局长开门见山。
“是的。”何大福答道。
“为什么？”钱局长问。
“他工作能力太差，厂里这几年凡是闹事的事都有他。”何大福说。
“不管你理由千条万条，你这样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知道吗？”县委组织部长说。
“这我懂，但现在改革开放，企业应当有自主权了，这是中央改革文件讲到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大福据理力争。
组织部长严肃地插话：“可是人事制度还没有改革，干部的任免权还没下放。如果这个权都下放了，那我们党的领导究竟在领导什么呢？”
“我不管这些，我已经宣布免掉了，你们看怎么办吧？”何大福有点不耐烦了。
“怎么办？改过来，宣布免职决定无效。”组织部长态度鲜明。
“那不可能，除非……”何大福说。
“除非什么？”工交党委书记王长江急切地问。
“除非免掉我的职务，我不干了，你们再叫谁干，我管不了。”何大福犟劲上来了。
“这叫什么话！你这是共产党的干部讲的话吗？”组织部长好像也耐不住性子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到金箔厂什么条件都没提过，什么要求也没讲过，只要求一句话：我必须说话算数！今天，我既然说话不算数了，那要我怎么干？我说到做不到，等于放了空炮，那我还有什么威信？叫我怎么再干下去？这样吧，大家都看过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 》吧！杨子荣和小炉匠在座山雕面前闹了起来，最后杨子荣说，三爷，留他留我，你看着办吧！今天你们就是座山雕，我是小炉匠还是杨子荣，你们定吧！”何大福说完，一声也不吭了。
会场寂静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钱局长转了一个弯，他深知何大福与王志宏孰轻孰重。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以后，企业越办越好，而且交给局里的管理费是全县工业系统最高的，使他这个局长位子越坐越稳。他生怕闹僵了，金箔厂出现混乱。于是他息事宁人地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金箔厂马上打个报告，我们立马签个意见，报组织部批准，当时拿回批复，特事特办，也算是一个改革。这样，何大福说话也算数了，我们的批准手续也有了！县长、部长，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只能这样了，但下不为例，今后绝对不行。”组织部长第一次这样被下面牵着鼻子表态，看得出来他很窝火。他自己现在也搞不清，这改革开放最终要搞到什么地步，只听说政企要分开，党政要分开，究竟怎么分？谁也没跟他讲明。今天的这个情况，他也只能这么做了。因为有一点他是知道的，何大福肯定比王志宏强，当初研究何大福上任，他也在场。如今何大福干得不错，他也清楚。因此，他选择了留住何大福，舍弃了王志宏。
“什么今后绝对不行？今后企业肯定是自己组阁，用不着你们批了！”何大福好像打了一场胜仗，得理不饶人，口气硬了起来。
从那天以后，到后来很多年，只有何大福领导的金箔厂能够“享有”上级组织权限，敢于对“县管”干部直接宣布任免，过后补办手续。何大福说：“因为我是改革开放试验田嘛！”
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1）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混在一起竞争，有独资的、合资的、合作的、联营的、全民的、集体的、乡镇的、校办的、政府部门办的、部队办的、特种行业办的，还有股份的、个体私营的，都可以搞同类产品，办同类企业。由于环境、区域、政策、办法不同，结果就不同，出现了明显的不平等现象。
第二，政府机关人员下海办企业，出现了权力经济，官商一体，给市场经济带来更为复杂的局面。
第三，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银行以向商业化过渡为由，自己出来办企业，配套工作又跟不上，造成国家控制经济的关键枢纽失控，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资金市场出现了混乱状况。
第四，收入的不公带来了各种经济组织的不稳定。有本事的下海搞个体、搞私营，收入颇丰；而国有企业、公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却受到限制，导致人心浮动。
第五，面对市场经济复杂的局面，各种商品、各种宣传、各种文凭、各种关系、各种消息，真的假的、对的错的、合法的非法的、规矩的不规矩的，良莠不齐、交织错落，令人难辨真伪。
金陵金箔厂属于城镇集体性质企业。在中国，这类企业，不管当年投资者是谁，后来都划归公有制企业。面对复杂的局面，何大福意识到，这些问题正是改革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然而，如何应对这个复杂局面呢？金箔厂既不是纯国有企业，也不是乡镇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万一搞不好，全部由国家保；乡镇企业有苦也有甜，万一倒闭了还可以回家种田。集体企业则不然，两头挂不上号，倒闭了只得认倒霉，干叫叫。所以那一阵子，何大福心理压力特别大，包袱也特别重。他常说：“这企业家，有潇洒的今天，更有忧愁的明天！”明天到底怎么过、怎么干呢？他处于极度焦虑中，经常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本大型自制的“改革开放问题思考册”，用笔在上面写来画去。最后，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一份报告给县里，争取企业的更大自主权！
那个时候，别看改革开放已经喊了十多年，但除了特区以外，内地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企业的人、财、物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