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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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六年下半年的皇上,否定了道光六年上半年的皇上,而且理直气壮,一点都不脸红。这就是当皇上的好处——他可以说话不算数。
在洋洋洒洒地陈述了一通海运之不可行之后,皇上居然恶狠狠地反问那些支持海运的官员:“受国厚恩之人,其可不禀天良耶?”
究竟谁不禀天良呢?真是匪夷所思!
最后又是一番严旨切责:“倘明年河运不能通畅,贻误漕运,咎有攸归。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开始,河运又一切如常。
当然,道光毕竟不是个太刻薄的人,他只是资质太差,分不清好歹。在停止海运的同时,他又想到对陶澍还是要安抚一番的,那就再发一道谕旨吧:
陶澍(在试行海运中)亲驻督办,深协机宜,著赏戴花翎。
一副花翎把陶澍打发了,也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给打发了,他打发得相当得体。
但这种打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不久以后将会看到。试想一下,道光六年离鸦片战争还有十几年时间,如果当时就全面实行海运,并按照海运的要求着手中国的海军建设,那么,在十几年以后,英国人还能凭几条三樯战舰在我们的大门口横冲直撞吗?
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干不出什么有远见的大事的,道光本身是个很平庸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只能重用那些平庸的官僚,例如像谨小慎微而专坏大事的曹振镛那样的人。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很简单:多叩头,少说话。他把仅有的一点智慧都用在揣摩皇帝的心思上。有一次道光上朝时穿了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曹振镛马上叫家人翻出箱子底下的旧官服,也打上补丁。此风一开,满朝文武竞相仿效,弄得京师估衣铺里的旧官服供不应求。道光六年左右,清廷内的河运派和海运派争论得沸沸扬扬时,首席军机大臣就是这个曹振镛,和他搭档的还有一个潘世恩,这个一脑子糨糊的老官僚同样因平庸而显达,从乾隆末年开始,居然一路青云,荣际三朝,到八十多岁时还赖在军机处不肯退休,连道光也有点讨厌他了,二十九年四月,一天大雨过后,皇帝下了一道谕旨:“本日又获甘霖,地面一片湿滑,潘世恩可毋庸进慎德堂,虽有扶掖之资,难抒眷念之意。”慎德堂在圆明园,是皇上日常召进军机的地方,皇上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人情味,但弦外之音却不怎么动听:你老潘这么一大把年纪,该致仕回家了。潘世恩知道赖不下去了,只得自请罢直,回苏州养老去了。苏州有名的大儒巷潘家,就是此公的寓所。
这样的臣子,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时代氛围,怎不让有识之士仰天浩叹!
道光七年秋季,江苏巡抚衙署的掖房内,一位青年书生正在为陶澍赶写一篇鼓吹海运的大文章。秋容惨淡,秋声飒飒,那是天地万物在衰老中不甘寂寞的演出,不是为了谢幕,而是为了铺垫出来年又一个灿烂的生命季节。书生条分缕析,议论纵横,正反推演,雄辩滔滔,经世致用的思想风骨借助于汪洋恣肆的才情,文势如长河飞瀑,奔流直下。写到得意处,他自己也不由得为笔下的雄文劲采而击节赞叹。在文章的最后,他大声疾呼:
天时人事,穷极变通,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被人们传诵一时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
蒋中堂即两江总督蒋攸铦,他刚从军机处外放江南。军机处实际上是个很闭塞的地方,也是容不得思想锋芒的地方,他开始并不赞同海运。但这个人比较正派,也并不固执,在陶澍的游说下,对海运的态度有所转变。因此,上任伊始,便着手研究来年河运与海运孰者可行的问题。他把这份问卷交给陶澍,实际上是想借助于陶澍的答卷上书朝廷,对道光皇帝的决策施加影响。而陶澍把这么重要的问卷放手交给一位青年书生,亦足见对他的了解和信任。
这位书生也是湖南人,他叫魏源,字默深。这一年,他刚刚进入陶澍府中做幕僚,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将会不断听到他那振聋发聩的声音。
22憔悴的老妇人
在入陶澍幕以前,魏源曾三入京师,其中有两次走的是运河水道,因此,他对大运河的了解就不光具有一个思想者的理性思辨,也洇染着人生经历中的感情色彩,数千里运道上的辗转之艰,艄公纤夫的风霜之苦和沿途关胥的盘剥之酷令他感慨良多。这条衰老的大运河实在已经不堪重负了,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说不尽的漕运,欲说还休,却又不得不说。
那是怎样一种艰难卓绝的远征!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当然还有其他御前用物)从南方起运,千里迢迢地辗转北上,用以充实京师或供应军旅,抑或分储仓廒。漕船所过之处,江河大泽的风涛之险且不去说它,为了解决水位落差问题,光是沿途的那些堰闸就要费多少周折。像瓜洲和清江浦的那种磨堰,每一次通过时都要把船卸空,再用牛拉的绞盘把空船拽上去。木质的船底贴着石砌的堰坝,一点一点地向上“磨”,绞盘牵引的粗麻绳不堪重负地呻吟着,有如巨大的弓弦,期待着把痛苦射向天空。健壮的牯牛——它们是农耕时代无与伦比的大力士——在重轭下也显得步履艰难,全不像在场头地边那般优雅。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似乎每艘漕船都要以伤痕累累作为进入京师的印戳,都要体验一次绝望中的诞生。天空、太阳、流水、牯牛因用力而绷紧的后胯,还有船夫严肃的面孔,全都冷峻得有如生铁一般。这里几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绞盘的运用,人力与畜力的通力合作,杠杆原理与支点的转换,船底与石堰的摩擦系数如何控制在极限之内,等等。这时候,你可以闻到汗的气息,血的气息,甚至还有火的气息——是那种潮湿的、欲燃未燃的焦灼气息。木头与石头——它们都是阴阳五行中最古老的音符——之间的摩擦曾点燃了原始人类的文明之火。而在它们各自的生命中,它们也曾相依相偎过,那是在它们青葱饱满的年华,那时木头不叫木头,它因具有生命而被称为“树”。而石头也是原生态的,并不曾被人工砍削嵌砌成水坝。现在,它们却被安排在大运河上的一道磨堰前,让它们演示一出力学与美学的最高形式——在互相咬啮中痛苦,在痛苦中完成托举和升华。而这种咬啮一旦超出了极限,那艨艟巨舟就会在石坝上花瓣一般绽开,成为一堆积木漂流而去,最后又依偎在岸边的几棵老树根下——这种结局虽然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却并非大地的本意。
当年的瓜洲堰,用牛达二十二头之多。谁能想到,那最后云集在天子脚下的如林的帆樯,竟是负载在这些牯牛的重轭下,一艘一艘地“磨”上石堰的。
大运河最直接的功用在于漕运,就像牛的功用在于耕田拉车,骆驼的功用在于穿越沙漠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大运河就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和牛。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役使几乎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漕运作为立国之本,无论是雄才大略的明君还是抱残守旧的庸主,他们注视运河的目光都一样的殷切。漕运!漕运!这一惊一乍的幽灵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八百里快马送来的奏报中,亦时不时地闯入君王玫瑰色的梦境。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漕运仰仗汴河。每年夏季汴河发大水时,宋太宗赵匡义都要亲赴治漕工地视察。有一次车驾陷入了泥淖中,他就下车步行。九五之尊的帝王连同一班随行的近臣,一个个都弄得泥猴子似的。殿前都指挥使跪在面前叩头不止,恳请皇帝回宫,被他一番痛斥。其实,比之于后来的元明清几朝,宋代漕运的规模还不算很大,但已经弄得皇帝这样狼狈了。是呵,就这么一条纤纤弱质的运河,却担负着泱泱京师的日用衣食。数千里运河线上,关山迢迢,风险莫测,再加之洪涝、干旱、盗匪、战乱,还有种种弊政造成的人祸,这些都是它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只要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京师里嗷嗷待哺的百万生灵将何以就食?
漕运,这纠缠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梦魇,面对着你苍古的风尘和含辛茹苦的哺育之功,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为你唱一首古朴而深情的颂歌吗?用青铜编钟和大运河边的芦笛伴奏,讲述一条河和一个民族的历史,那当然是应该的。作为农耕中国的生命线,漕运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巩固居功至伟。秦时明月汉时关,疆域辽阔的秦汉大帝国是以邗沟和鸿沟的开通为前奏的。而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其源头应该上溯到隋代大运河的千里清波。元代最终形成的京杭大运河,则又无疑为明清两代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长河千古,沧桑无语,从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专制社会有时确实可以办成一些大事,虽然那往往要以滔滔血海和累累白骨作为代价,但对于历史而言,那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赢得的是一个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嫉妒的大中华。
但我们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还要说,大运河,你是不是对一个封建的中国过于娇宠了?你几乎把一切都准备得那么精细周全,然后焐热了,嚼烂了,喂到它嘴里。它用不着稍微运动自己的肢体,也用不着像原始人类那样不断强健自己的器官。久而久之,你突然发现,它虽然已经皱纹满面,白发苍苍,却仍然是个没有思想、更不会行动的软体动物。你那舳舻千里的供养太殷勤恭顺了,过分的溺爱和迁就使它在饱食终日中丧失了进化功能。这种爱的方式,福兮?祸兮?谁人曾予评说?
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的漕运史。漕运大致肇端于春秋末期,那时正值中国的封建制开始挣脱奴隶制的桎梏,生气勃勃地走上历史舞台。而它的衰亡则是在清朝末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正式下诏废弃漕运。此后不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也就是说,漕运是和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始终的。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历史必然性呢?
漕运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方式和政治形态,它几乎深入到社会肌体的每根神经末梢,决定着那个时代的情绪、时尚、视野、风俗,以至生活节奏和生命精神。当农夫们在春天的原野上播下第一把谷种时,当村妇们在古老的织机上抛出第一梭纬线时,当镰刀、牛车和碌碡在跃跃欲试中等待收获时,他们想到的除了自己饥肠辘辘的肚皮,就是那有如家族背景一般古老的使命:漕供。为了自己的肚皮,为了官府的漕供,他们世世代代地劳作,这就是他们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信条。而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则要潇洒得多,举凡日用衣食自有漕船送来,他们几乎伸手可及。当他们憧憬着民间的某种美食珍玩时,也只要在给各州府的“红头文件”中加几行字,所需的一切便会沿着大运河源源送达。即使是皇上有所赏赐,也总是真珠彩帛或女乐什么的,让他们拿过来就可以直接受用。这种舒舒服服的受用甚至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来;据说宋朝的蔡京一日偶然问他的孙子,煮饭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孙子回答是出自席包。因为开封的米都是漕船从江南运来的,漕船装米都用席包。——这位纨绔子弟似乎并没有说错。另一则笑话说的是,明代北京的官员吃惯了通过“快马船”从江南进贡的鲥鱼,由于路途遥远,那些娇贵的时鲜货送到京城时都腐烂发臭了。一官员调任南京守备衙门,时值初夏,厨师天天给他做新鲜鲥鱼。此君虽然吃得十分开心,却始终不认为盘中美味是鲥鱼,因为在他看来:不烂不臭,怎么会是鲥鱼呢?这种黑色幽默虽然荒诞,但折射出的社会世情却是相当真实的,由于被漕运喂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