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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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气。“德”是个什么玩意？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高贵还是卑琐？它尖锐吗？有杀伤力吗？能进攻或者防御吗？扯淡！在他们嘴里，这是一个比街头的茅坑还要多的词。其实说到底，只有“力”才是最终极的证明。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从来只对成功者顶礼膜拜。对这一点，杨广有着足够的自信。
第二章/杨广当然有理由自信，而自信者总是喜欢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切的，于是，他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这里古木参天，苍翠如云，相传是老子炼丹的地方。现在，他的眼界更开阔了。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在重重关山后面，那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包括那里华丽的宫殿和如花美眷（其中有一个他垂涎已久的宣华夫人，也从父皇名下转到了自己床上）。当然，父亲留给他的不光是这些，还有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泱泱大国，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这些都足够他受用的了。但杨广的目光并没有在那里留连太久，他不是一个甘于躺在遗产上过日子的荷花大少。他曾说过，即使不生长在帝王之家，他也会通过自己的奋斗而出人头地的。可见自视甚高，也并不把老子的那份遗产看得多重。因此，他西望长安的目光中便少了几分热情。长安有什么值得多看的呢？那里的一切已经属于自己了——在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之后，没有抗拒，没有挣扎，甚至连呻吟也没有，如同得到了一个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新鲜过后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那么就转过身去，把目光投向东方的齐鲁大地吧。那里是汉王杨琼发动叛乱的根据地，如今叛乱虽然平息了，杨琼也已被废为庶人，但杨琼的余党犹在。加之那一带又是东魏和北齐长期统治的地区，每一次王朝更替都是一幕历史壮剧，其间必然伴随着人头落地和鸡犬升天，留下了理不清的孽债。各种宿怨和仇恨积淀在那块土地上，随时都会诱发出血色的动乱之花。而当今的国都在长安，府兵亦云集关中。一旦有事，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如何了得？杨广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一股忧患意识涌上心头。
杨广是十一月三日从长安动身前往洛阳的，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车驾在途中至少也要十多天，这样，到达洛阳的时间应该在十五日左右。二十一日，他便向全国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书。
营建东都的工程总监是精明而阴鸷的元老重臣杨素，副总监是一位知识型的官员，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建筑大师宇文恺。还有一位副总监本来可以不说，但由于他与工程之间潜在的特殊关系，却又不得不说。最高检察长（纳言）杨达自己不会想到，他经手营造的这座宫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一个外孙女准备的——若干年以后，他那个外孙女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女皇帝，在长安感到腻烦的时候，东都的宫门经常要为女皇的车驾而开启的。
这个班子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体现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司法监督的三结合，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甚好！那么就大兴土木，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吧。
且慢！皇上不是有诏在先，说“务从节俭”吗？
这当然不成问题，因为皇上的“节俭”与平民百姓的“节俭”含义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双方的起点不啻天壤。对于皇上来说，山珍海味吃腻了吃几顿素净点的家常菜算是节俭，冠服上的波斯宝石换成了合浦珍珠算是节俭，让后宫佳丽们每月裁减几两头油脂粉钱也算节俭。当然，宫殿的廊柱上少刷了一道金粉更是大大的节俭。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青菜萝卜里多放了几滴油就算违背了节俭的原则。同样是“节俭”，这含金量能相提并论吗？再说，皇上的节俭有时只是一种姿态，别看他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你去实行。你若是拎不清，真的为他节俭了，他反倒不高兴了。好在像杨素那样的老官僚还是拎得清的，他当然知道皇上的节俭只是说给天下人听的，也就不怎么往心上去。事实上，东都的工程相当浩大，史称“每月役丁二百万人”。这恐怕还不包括到江南诸州伐运木料的工役。加之“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我们无法想象，这中间发生过多少像孟姜女那样的人间悲剧。正是专制者的暴政，驱使着工程一再加快，前后总共只用了十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一座作为大隋帝国东都的新洛阳便矗立在东周王城与汉魏故城之间的伊洛平原上。新城“北拒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它不仅是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也堪称世界级的大都会。
宇文恺天才的设计加上杨素残酷的监工，共同成就了这座恢宏壮丽的宫城。宇文恺可能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宫廷建筑师，他将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子虚赋》、《大人赋》中华丽的摹写化为构思，借助于杨素暴政的皮鞭，洋洋洒洒地铺陈在大地上。在这里，美与残酷紧紧地勾联在一起，它使人们想到了远古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纹饰——那种威严和狞厉之美。人类文化史上的大美总是带着股血腥气的，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角斗场、中国的万里长城，无不建筑在奴隶和平民的累累白骨之上。这中间甚至还包括莫高窟中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前些时到敦煌去，我特地去看了莫高窟附近工匠们住的洞窟，那些洞窟十分低矮狭小，几乎只能藏身罢了。外面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一茬又一茬中世纪的艺术天才就蜗居在那些洞窟里。他们几乎是一群囚徒——艺术的囚徒，在永无尽头的孤独和苦难中，他们把生命的感觉涂抹在墙壁上，最后，自己则成为一具白骨，任凭风沙掩埋在那里。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美的经典，让千秋万代的后来者在那一堵堵墙壁面前惊羡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自己的名字却是千篇—律的——佚名。
面对着那座新落成的大隋东都，我们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是以人性的温煦去谴责那一将“宫”成万骨枯的残暴，还是以缪斯的多情去赞赏那鬼斧神工般的惊世之美？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美的历程践踏着千万具血骨；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去创造和实现美。因此，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洛阳宫城的营建难道不能稍微从容一点吗？它完全用不着那么急迫的，多用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或者，负责监工的如果不是杨素那样的贪酷之徒，而是一个稍微有点仁爱之心的、懂得同情和怜悯的官员，不是可以做到两全其美吗？但这样的发问都是无济于事的，一切已经成了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过滤，其余的东西——包括那些血腥的残酷和尖锐的剧痛——都已淡化或隐去，而留下来的只有美。美是永恒的。
杨广现在可以在新落成的洛阳宫里消受些时日了。他是喜新厌旧的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包括那些操中州韵的宫女也是新选进来的。长安是用不着去惦记了，那里的宫殿代表着一种传统礼法，而他是最受不了那一套礼法的。洛阳当然没有长安那种森严而磅礴的气势，但这里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的世界，一切总让你舒心惬意的。它明朗而不轻佻，是那种把华丽收敛得很得体的从容，也是略带一点沉思和伤感的美丽。从长安到洛阳，仿佛是一场突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他终于突围了，突围的感觉真好！
其实对于杨广来说，营建东都并不在于一座宫城，而在于某种精神指向：把王朝的重心逐渐东移。关中太沉闷了，他要呼吸更广阔也更自由的空气。西望瑶池只是飘渺的神话，而东来紫气却是分明可以感觉到的，这就是自晋室南迁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和南方的觉醒。因此，洛阳并不是杨广精神指向的终点，此刻，站在新落成的洛阳宫阙上，他的目光又注视着那遥远而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江南。
哦，江南！
9南方的诱惑
在北方的眼里，江南的崛起似乎是一个神话。“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仿佛在某一个早上醒来后，慵懒中轻启窗棂，却感到南风大渐，有排闼之势。开眼远望，目光越过重重关山和漠漠大野，见那里已不是旧日容颜，山温水软之中，有稻香鱼肥，有市肆繁嚣，有高车驷马，亦有衣冠人物。虽不及北方的雄浑，却也总胜它几分灵秀。江南，如同一个突然长大了的少女，带着满身珠玉和万种风情，正向你款款走来。
这就是江南么？
北方太自信了，自信得近乎昏聩。他们总是习惯于从太史公的《史记》中去认识江南。太史公笔下所描绘的，是一个榛莽丛生、地广人稀的蛮荒的江南；一个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原始的江南；也是一个苟且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的瘠薄的江南。最后，他老人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一幅原始共产主义的图景。司马迁曾游历过江南，他笔下的描写照理说是有根据的。但即便如此，也只是他那个时代——西汉前期——的江南。北方如果老捧着过时的皇历不放，那就大谬不然了。江南是中国的江南，它的经络血脉是与北方息息相通的，因而，每一个强盛的王朝在走上历史舞台之前，都是以江南的崛起作为序幕的。例如，秦汉大一统之前的吴越对江南的开发；隋唐盛世之前的六朝的繁华；明清大帝国之前的宋室南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南方的惨淡经营，等等。北方是政治的北方，是王者之气的北方，因而也是滋生理性与阴谋的北方；江南是艺术的江南，是祭祀和歌舞的江南，因而也常常是“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江南。不错，江南是柔弱的，但那是一种有着足够韧性的柔弱。你可以一时忽视它，却终究总还是离不开它。当北方在为王冠的归属而厮杀得昏天黑地时，江南却在默默地兴修水利，垦殖耕耘，并悄悄地完成了由木、石和青铜具向铁制具的转变。这样，当北方的厮杀有了点头绪时，在废垒残垣中蓦然回首，江南却正是莺歌燕舞的好风景。
历代的帝王大都定鼎于北方，目光又往往关注着更北方的大漠边关。在他们中间，杨广是比较早地开始关注江南的——岂止是关注，简直是一往情深。这当然与他在江南的经历有关。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晋王杨广率五十万大军浩荡南征，一举平定南陈。这场战争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秦汉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而对于杨广本人来说，江南给予他的，不光是六朝金粉的艳丽和结绮临春的奢华，更重要的是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一个刚刚十九岁的少年，就统兵出征，立功于千里之外，雄姿英发，所向披靡，这是何等令人瞩目的风光！当然，哗众和出彩还不是全部，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皇子，平陈之役还给了他一次和军界重臣们沟通和牵手的机会，这一点亦不可小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广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是在江南这块舞台上迈出的。随后，他便被封为扬州总管，在江都一住就是十年。
这中间有一桩事有必要说一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江南发生了士族土豪的叛乱，其时杨广恰好奉命出镇扬州，他实际上主持了平叛的政治攻势、先后招降了十五座城邑的叛乱分子，有力地策应了杨素的军事行动。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没有说及此事，且将杨广去扬州写在杨素平定泉州之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杨广事后才受命赴任的。史家的笔头真是了得，一次悄悄的技术性处理，就把杨广在平叛中的作用抹煞得了无痕迹。这是司马光因厌恶杨广其人而做的一点手脚，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江都的十年，杨广正值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性格形成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十年。他后来对江都那么痴迷，既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也体现了一个普通人感情上的偏爱。江南是女性的江南，这里的美似乎不是庄严神圣或国色天姿的那种，却绝对是温馨可人带着股肌肤之亲的。所有的艳色和风情都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滋润着你，有时也能让你为之惊栗甚至掉泪的。即使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也是带着诗意的灯红酒绿和可供吟哦的纸醉金迷。因此，这里的一切——山水、风俗、衣冠、人物，以至清风明月、流水落花——都和杨广自身的性格有一种灵性的契合。杨广的性格中其实有着太多的女性成分，例如那种天然的艺术气质，那种情绪化但又极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力，还有那种小肚鸡肠般的敏感和狭隘。这种性格的形成，可能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