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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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在我眼前飘洒，却没有来到我的眼睛和身上，我知道雨雪也在离开。我仍然坐在石头上，我的记忆仍然在那个乱哄哄的世界里奔跑。
我陌生的亲人们返回北方的城市两个月后，我大学毕业了。在我们相聚的时候，我的生父生母希望我毕业后去他们所在的城市工作，我的生父说他在处长的位置上还能坐四年，四年后就要退休，他趁着手里还有些权力，为我联系了几份不错的工作。杨金彪对此完全赞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没有办法帮助我找到理想的工作，他认为我去了那个北方的城市可能前途无量。当时我的生父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建议，他担心杨金彪会不高兴，再三说明我留在这里工作也不错，他可以想想办法找到这里的关系，让我得到一份好工作。他没想到杨金彪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真诚地谢谢他为我所做的这些，反而让他不知所措，杨金彪看到他有些尴尬的表情，纠正自己的话：
“我不应该说谢谢，杨飞也是你们的儿子。”
我的生母非常感动，她私下里抹着眼泪对我说：“他是个好人，他真是个好人。”
我父亲知道我要去的城市十分寒冷，为我织了很厚的毛衣毛裤，为我买了一件黑色的呢大衣，还买了一只很大的行李箱，把我一年四季的衣服都装了进去，接着又将里面很旧的衣裤取出来，上街给我买来新的，我不知道他是向郝强生和李月珍借钱给我购置这些的。然后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我拖着这只装满冬天衣服的行李箱，里面还有那身西装，跟在杨金彪的身后走进火车站，剪票后他才将火车票交给我，嘱咐我好好保管，火车上要查票的。我们在站台上等待时，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当我乘坐的火车慢慢驶进车站时，他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肩膀，对我说：
“有空时给我写封信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很好就行，别让我担心。”
我乘坐的火车驶离车站时，他站在那里看着离去的火车挥手，虽然站台上有很多人在来去，可是我觉得他是孤单一人站在那里。
后来他在我的生活里悄然离去之后，我常常会心酸地想起这个夏天早晨站台上的情景，我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来应有的幸福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当他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我却不知不觉把他抛弃在站台上。
我在那个北方的城市里开始了短暂的陌生生活。我的生父早出晚归忙于工作和应酬，已经退休的生母与我朝夕相处，她带着我走遍那个城市值得一看的风景，还顺路去了十来个以前的同事家中，把她失散二十二年的儿子展览给他们，他们为我们母子团聚感到高兴，更多的还是好奇。我生母满面春风向他们讲述如何找到我的故事，说到动情处眼圈红了，刚开始我局促不安，后来慢慢习惯了。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件失而复得的商品，没有什么知觉地聆听生母讲述失去的痛苦和找到的喜悦。
我在这个新家庭里刚开始像是一个贵客，我的生父生母，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姐姐姐夫时常对我嘘寒问暖，两周以后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速之客。我们拥挤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我的生父和生母，我的哥哥和嫂子，我的姐姐和姐夫占去了三个房间，我睡在狭窄客厅的折叠床上，晚上睡觉前先将餐桌推到墙边，再打开我的折叠床。每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时，我的生母就会把我轻轻叫醒，让我尽快起床收起折叠床，将餐桌拉过来，要不一家人没有地方吃早餐了。我的生母有些过意不去，她安慰我，说我哥哥的单位马上要分房，我姐夫的单位也马上要分房，他们搬走后，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的这个新家庭经常吵架，哥哥和嫂子吵架，姐姐和姐夫吵架，我生母和我生父吵架，有时候全家吵架，混乱的情景让我分不清谁和谁在吵架。有一次为我吵架了，这次吵架发生在我将要去一个单位报到工作的时候，我哥哥说我睡在客厅里太委屈，建议我有工作有薪水后到外面去租房子，我姐姐也这么说。我生母生气了，指着他们喊叫起来：
“你们有工作有薪水，你们为什么不到外面租房子？”
我生父支持我生母，说他们工作几年了，银行里也存了一些钱，应该到外面去租房子。然后子女和父母吵上了，我的哥哥和姐姐历数他们同学的父母多么有权有势，早就给子女安排好住处。我生父气得脸色发青，骂我的哥哥姐姐狼心狗肺；我生母紧随着骂他们没有良心，说他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我生父找关系安排的。我站在角落里，看着他们汹涌澎湃的争吵，心里突然感到了悲哀。接下去哥哥和嫂子吵架了，姐姐和姐夫吵架了，两个女的都骂他们的丈夫没出息，说她们各自单位里的谁谁谁的丈夫多么能干，有房有车有钱；两个男的不甘示弱，说她们可以离婚，离婚后去找有房有车有钱的男人。我姐姐立刻跑进房间写下了离婚协议书，我嫂子也如法炮制，我哥哥和我姐夫立刻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又是哭闹又是要跳楼，先是我嫂子跑到阳台上要跳楼，接着我姐姐也跑到阳台上，我哥哥和姐夫软了下来，两个男的在阳台上拉住两个女的，先是试图讲讲道理，接着就认错了，当着我的面，两个男的一个下跪，一个打起了自己的嘴巴。这时候我生父生母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睡觉了，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争吵。
这个家庭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我站在深夜宁静的阳台上，看着这个北方城市的繁华夜景，心里想念起杨金彪。从小到大，他没有骂过我，没有打过我，当我做错什么时，他只是轻轻责备几句，然后是叹息，好像是他做错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这个家庭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吃过早餐出门上班后，只有我和我生母坐在餐桌旁，我生母为昨晚因我而起的争吵感到内疚，更为她自己感到委屈。她连声抱怨，抱怨我哥哥和我姐姐两家人在家里白吃白喝，从来不交饭钱；又抱怨我生父下班后过多的应酬，几乎天天晚上像个醉鬼那样回家。
我生母絮絮叨叨说了很久，抱怨自己的家是一个烂摊子，说操持这样一个家太累了，等她说完后，我轻声告诉她：
“我要回家了。”
她听后一愣，随后明白我所说的家不是在这里，是在那个南方的城市里。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没有劝说我改变主意，她用手擦着眼泪说：
“你会回来看我吗？”
我点点头。
她伤心地说：“这些日子委屈你了。”
我没有说话。
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站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跑去后，我叫了一声：
“爸爸。”
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父亲来到他们的家中，进屋就流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得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得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