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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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弗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一个不懂得“杀人立威”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乾隆一贯认为，适时制造一两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这是破除阻力，推进某项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欢史马迁的这段话：“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说，商鞅对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国的好办法。把灰倒在道路上，这是小小的过错。对此小错而施以重罚，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乾隆认为，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冤枉几个小民，甚至几个官僚，都是无足计较的成本。因为他胸怀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稷。

皇帝果然达到了目的。“字贯案”有力地推动了禁书运动。在此案之后，各省的禁书工作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各地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各地官员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他们在地方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如果再不交出违碍之书，将“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许多地方官员充分发挥创造性，想出了种种阴毒的办法。比如浙江巡抚三宝说，他将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里，“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在三宝的启发下，各地官员也命令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掀了个底朝天。

随着禁书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越来越多的违禁图书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丰硕，以致朝廷原来暂时存放不法书籍的方略馆居然书满为患，无法容纳，甚至院子里也堆积如山。

那么，这些如山如海的书籍中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去搜罗并消灭呢？

康雍两代，禁书大约有以下两类：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书籍。汉人历来有狭隘的民族观。黄宗羲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那些宣传“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的传统历史观，以及宣传“夷狄异类，近于禽兽”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图书当然是犯忌讳的。

二是记录了满族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记载满人暴行，咒骂诋毁者，为数颇多，这都是清代统治者十分在意的禁书。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狱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乾隆皇帝做事的特点是通盘考虑，斩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针对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却把矛头扩大到了所有活人的“违碍文字”。他要修正的，不仅是反满情绪，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错误看法”。所以，他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要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对于事涉“女真”“满洲”字样的书当然要求更严。女真在中国历史上活动很长时间，从宋至清，凡书中有涉“女真”“女直”“满洲”，甚至“辽东”字样的书籍，哪怕只提一个地名，都有违碍的可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忌讳”文字当然比比皆是，不法图书当然也就处处都有了。在宁左勿右心态的支配下，各地官员凡遇涉嫌“忌讳”的图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请示“一体送毁”“概毁全书”。

皇帝为什么对民族情绪视如大敌呢？原因是清王朝与历代汉人王朝的建立过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正”。他们说，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了政权，有偷和骗之嫌，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至于汉朝和元朝，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的，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然汉自灭秦，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与鼎革相接。”（章学诚《丙辰劄记》）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元朝强抢，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毕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大义觉迷录》）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得之于“流贼”，而非得之于明朝。他们与明朝本是“邻国”，见邻国奴才起来造反杀了主子，出于义愤出兵镇压了奴才，替这家主人报了仇，“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大义觉迷录》）“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所以说起来，别人得天下都是靠抢和骗，而“我大清”则是因为“见义勇为”而顺理成章地得了这么大一片家业，实在是“正”得没法再“正”了。

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不过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

其实，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少数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历史纪录。

满洲人入关，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是看到天下无主，才来“为内地人民服务”。明代满族本来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经济落后。从明朝初年开始，他们就经常从汉地和朝鲜掠夺人口，充当奴隶。明宣德八年（1433年），锦衣卫指挥吴良出使海西，亲见当时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产，全民皆兵。对外抢劫，成了后金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朝鲜使者在他访问东北后写作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去！”

“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在实力壮大到可以征服整个中国之前，满族人的最大志向不过是掠夺内地的金帛子女而已。明崇祯二年（1629年）至十六年（1643年）的十五年间，满洲皇帝皇太极组织了五次声势浩大的抢劫。他们绕过山海关，从北长城的缺口袭入汉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数省。每一次都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那次，满洲士兵屠城济南，留下了十三万具尸体和被洗劫得空无一物的城池扬长而去。

满洲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重义轻利”，还不懂得装出一副“吊民伐罪”的大义凛然状。他们丝毫不为自己的物质欲望脸红，不为自己的凶残野蛮可耻。每次回来，都得意扬扬地大肆显摆自己抢来的东西。比如第五次抢劫凯旋后，领兵的阿巴泰等奏报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军直抵明境，至兖州府，莫能拒守。将明国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数千人，尽皆诛戮。计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击败敌兵三十九处。所获财货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裘衣万有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六十副；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

汉地之人，在他们眼里，则不过是一群类似牛羊的猎物，他们在挥刀砍杀驱逐时，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怜悯。甚至，在他们抢掠回来的报告中，多数时候是把汉人和牲畜混报的，比如天聪七年（1633年）九月，“往略明山海关贝勒阿巴泰……奏报俘获人口及马牛驴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抢掠回来后的报告是：“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往征明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奏言……遂直入长城，过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八年（1643年）七月，征明克捷，“共俘获人畜九十二万三百”。以至于后世的史学家为区分开人与牲畜的数字头痛不已。

据历史学家估算，入关之前，满洲人至少掠夺了二百万汉人做奴隶，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死在被驱赶入关的路上，其他幸存者则给满族人作牛作马。

清人成功入关之后，满洲人“尽族西迁”，争先恐后到内地去直接吸吮汉人的膏脂。史书屡言清人“罄国入关”，据说整个民族的西迁“几经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继，不绝于边”。到了北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义上说是把“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强占汉人的产业。史书记载，最强横的圈地过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史惇《恸余杂记》）他们掠夺北京附近汉人土地的数量十分惊人。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北游草》）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此时的满洲人对内地人民所怀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抢劫心态。

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权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断然命令永远停止圈地，并且大力推动满洲人放弃奴隶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统治，使中国人安享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历史毕竟是抹不去的。汉人内心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泯灭。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个汉人不免都会心绪难平。

而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

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乾隆对销毁工作的认真执着几乎达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些不法书籍，今日在我们看来，许多其实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内容”的书，今天读来，也没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却视如大敌。他唯恐这样的精神污染物“扩散”，污染任何一个其他人。他规定，所有有违碍的书籍，为了防止扩散，都要“封固进呈”。也就是说，发现之后，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许多官员头脑中的这根弦没有乾隆绷得紧，暂护贵州巡抚韦谦恒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这些图书数量太大，何必费人费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销毁。他请示皇帝说：“将原书封固，发还书局，俟奉到圣谕，即率同司道等官传集绅士焚销。”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