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妞在北京-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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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头大妞在北京
作者：大妞
内容简介：
《二十八岁大妞在北航的考研生活》传遍网络，千万点击，万人回帖。每页都是幽默，读完却让你流泪。献给考研族、北漂族！
我是一头大妞，二十八岁，在北京过着不死不活的生活。在这个傻大傻大的城市，我太需要能给我人一丝温暖的东西，哪怕它只是一个称谓。我像一条糊里糊涂的土狗，每日晃来晃去，毫无希望，毫无目的。
北京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灰多沙大，富贵殷实。人人其中，如沧海一粟。
我几乎一直晃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很孤单，没有地位，生活在角落里，这也是我在网上的名字“幽州苔”的由来。它其实可以翻译成“北京苔藓”，陈子昂的“北京苔藓”。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真的能像苔藓一样顽强，能做到“遇水则活，逢土生根”。
正文
1
我是一头大妞，二十九岁，在北京过着不死不活的生活。别人叫我大妞，这个名字有点儿傻不拉几的，可是我喜欢，我觉得它亲切。在这个傻大傻大的城市，我太需要能给我一丝温暖的东西，哪怕它只是一个称谓。我像一条糊里糊涂的土狗，每日晃来晃去，毫无希望，毫无目的。
我也可以是一片大妞，一粒大妞，一匹大妞，或者你也可以叫我一坨大妞，这都没关系。反正，在这里，我可能像一片树叶，一片苔藓，一块石头，一条土狗。什么都像，就是不太像一个人。
这样的生活促使我想起生死的问题，答案也有了，只是一直没有执行。
我的状态同刚来北京时没有什么两样，一直是狼狈不堪，乱七八糟，惟一变换的是形式，就是从一种狼狈不堪走向另外一种狼狈不堪。现在好像更没劲，因为连换形式的兴趣也没了。
身体的形式倒是变了一些，来京时是一光头，现在头发比迪克牛仔还长，乱蓬蓬披在头上，遮盖了我的鱼尾纹以及突出的颧骨。这种长相看起来很“部落”，但倒是有因可寻，因为我是满人。于是我不笑的时候就很像努尔哈赤，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努尔哈赤他妈——朋友语。
白天浑浑噩噩过后，晚上躺在床上，巨大的清醒袭来。一个人傻呵呵地向天花板笑了笑，希望在咧嘴的刹那一只蜘蛛掉进嘴里，就此做一只蜘蛛侠上房揭瓦好不快活！要是恰巧是一只毒蜘蛛，就此死掉也不错。
窗外是阵阵下水道的臭气。每到半夜，就是放废水的时间，这股暖洋洋的臭气让我彻底失掉睡下去的勇气。
月光下定定睡得十分香甜。定定是我现在的男友，二十八岁，一个纯洁的集成电路设计员，秀气、文弱、散淡、善良、老实，只喜欢唱颓废低沉的歌曲并且时常跑调。
我惊动了他，他咕哝了一句话紧紧地向我靠过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手准确地伸向我的胸脯。我轻轻地搂着他，用手拍着他，他那句含糊的话不用听我也知道是什么，就是一句让我别走之类的话。
有一天在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认认真真地对他说：“承蒙你看得起我，还拿我当一块香饽饽。”也就是这个傻定定还拿我当回事，我想如果哪天我死了，一定不让他知道，一定也不会死在家里，要不会把他吓坏的。如果白天发现还好，要是晚上他一个人回家发现惨淡的日光灯下我横七竖八地躺着，他这辈子就完了。
怀里的定定很轻，这个家伙，在我怀里就像我的儿子，头还一个劲地往我脖子上靠。我无可救药地清醒着，眼看着天花板，一条大蛇哧溜溜地滑过。
2
我看见刚来京时的自己。那时，一个光头，比现在瘦，比现在精神。这个光头让我惹来不少麻烦，那阵子查邪教查得特严，每到一个关口，我总是要被逼问很多话。刚开始我很害怕，后来就习惯了，把箱子里的书摆好，衣服放整齐，爱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吧。说实在的，我剃光头并不好看，因为头中间有一个尖骨，破坏了完整的线条。操，装上两肩膀就成阎王了。
但是我喜欢，我喜欢那种刚毅的，冷漠、简单的线条。它让我想起《百年孤独》里至纯至美的姑姑，那个穿着亚麻袍子的光头姑姑。
那天，我光着头，拎着一个小包，从飞机上下来，身后是北京黄昏一个好大好大的夕阳，心中一喜，多好的北方晴朗朗的天啊。
3
我来北京纯属偶然，我在内地一个大省刚刚结束了一场恋爱。这场恋爱谈的时候颇认真，两人山盟海誓搞得很投入，却草草结束于一个大避孕套。我出长差回家的一天，在家里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避孕套，躺在地上软不拉几的，很恶心人。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他怎么会需要那么大的避孕套，看来是别人带来的，估错了尺寸。我想了想，轻轻回送他几顶大小不一的绿帽子，两清，走人。
那时好像还做出痛苦状，东跑西玩地散心，跑到南宁的时候，看看银子花得差不多了，心开始发慌，想想奶奶当年是从王府井嫁到我们那儿的，一辈子好生抱怨，不如代她老人家回家看看，买了一张机票，从南宁直奔北京。
从机场到市里，天已经黑了，我忽然不知该往哪里去，眼前一片陌生的水泥与灯火。发了一会儿呆，拦下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到香格里拉酒店。到了香格里拉酒店，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厕所，里面很干净，我在厕所里面洗了洗脸，整理一下衣服，找到电话黄页簿，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喂，你是海淀区知春路春风招待所吗……”这是我出差多年来总结出的方法，没地方去的时候，就上五星级酒店的厕所里蹲着看报纸，又静又舒服，想上哪住，直接一个电话就能找到又便宜又方便的旅馆。
到春风旅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一路上看看北京的夜景，觉得不过尔尔，倒是城市傻大傻大，一副殷实气派的富贵风格。
这就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夜，没来得及想想这个城市，就累得倒头就睡，什么失恋呀，分手呀，以前的工厂呀，遥远得好像是上半世纪的事情。
4
第二天起来，出门看见的第一个人是旅馆值班大妈，北京这个地方怪了，国营的东西特别多，总是有用不完的大妈。她们穿着各种各样不合身的制服，个个声高人壮，古道热肠。北京话也怪了，无论是姑娘小伙，小孩爷们，说出的话都有一股大妈味，就是那种心眼好使，见多识广的大妈，满不在乎中又透着亲切的味道。
这个大妈同我打了招呼，瞅了瞅我的光头，又瞅瞅我的长相，问我：“你是不是拍《笑傲江湖》中的那个……那个……什么来着？”
“仪琳？”
“对，对，就是她。”
我不禁莞尔一笑，这是我剃光头以来头一次被人当作演员。
我回答：“……群众演员，群众演员。”
大妈与我都笑了。
接下来大妈很热心地问我家在哪，来京干什么。我觉得她真好，真像我姨。
我说：“我就是一个盲流，到你们这影响市容、给交通添堵来啦。”
大妈答得更妙：“共同繁荣，共同繁荣。”
这个亲爱的大妈呀，是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个笑脸。我晃悠着出去吃了顿午饭。抬头看看北京蓝蓝的天，旁边是红墙灰瓦，周围来来往往是陌生的人流，忽然之间不知自己身在哪里，有种在梦中的不真实的感觉。
把手机拿出来，不知给谁打电话，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电话了。人从一个地方走掉，就好像在那个地方死了一次一样，那里的人们很快就会把你忘掉。
我决定买新号码、租房子、找工作，在这个傻大傻大的城市努力活下去，否则那点儿银子撑不了多久。
5
几天后，我搬到了颐和园的大杂院，开始了我在北京真正的生活。在这个大杂院里，我认识了一群同我处境差不多的人，这段生活，在我一生中就像一场戏剧，情节离奇得那么不真实。它不是我生活的主流，但却是我青春中最残酷、最真实的记忆，因为里面有爱情，有友情，有贫困，有死亡。
到了颐和园，出来迎接我的是房东——一个内蒙古男人。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特大、居住者身份特杂的大院。里面住了十几家，最里边还有一个小印刷厂。有全家在这卖菜的，有卖盒饭的，有批发大葱的，有卖小百货的，还有就是像我这样来京找工作的年轻人。去的时候院子里没有几个人，白天各忙各的去了，满院子里挂的都是洗过的衣服，院子中间还有几棵大槐树，绿叶伸向蓝天很是漂亮。
旁边就是颐和园，好长好长的围墙，上面爬满了长春藤，墙角还有紫色的牵牛花，这个美丽的静谧的皇家园林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可景色却完全不同。
我选了一个里面的屋子，图的是清静，扭头就去大钟寺批发市场买铺盖脸盆。
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院子里站着几个人，眼睛都向我瞅着。其中，一高个女孩特别好看，健康的肤色，深幽幽的大眼睛，屁股很丰满，我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好看的女孩。她是一个模特，名叫齐曲扬，基督教徒。她后来死了，死于大火。一个纯真、干净、美丽、活泼，没有心计的女孩，就这样死在了北京，美丽的梦甚至还没有展开。得到她的死讯那天，我吃惊得无以复加，不敢相信那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掉了。那时我们已很少联系，我为自己没有能照顾她而难过，我都不知我在忙点儿啥。再也不相信什么好人有好报这样的话，她这样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何以让她死得如此之惨，不敢想像大火烧在她身上时她是如何地疼痛，这样一想，就会浑身一紧，想彻底甩头把她忘掉。我甚至都没敢向她的父母打一个电话去吊唁，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女儿有过我这样的一个朋友。
6
同齐曲扬头一次说话，是在水龙头旁。她是一个活泼的人，笑着问我叫什么。
我答：“大妞。”
“大妞？呵呵，好名字，大雅若俗。”
我答：“是不是人长得也大美若丑？”
她笑了，两个黑葡萄，盖着毛嘟嘟的睫毛，一口微黑的小牙：“我叫齐曲扬。”
我对她说你的“丢”长得真好，她说啥叫“丢”？
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对父子一起去吃鸡，爸爸先一个人吃，儿子很谗。爸爸就对儿子说你要是能叫出各个部位的名称我就给你吃。
爸爸拿起鸡头，儿子答：“鸡头。”
爸爸说错了，叫“凤头”，把鸡头扣下。
爸爸拿起鸡爪，儿子答：“鸡爪。”
爸爸说错，叫“凤爪”，把鸡爪扣下。
爸爸拿起鸡屁股，儿子这回聪明了，答：“凤尾。”
爸爸说又错了，叫“丢丢”。
儿子大哭。
她听了大笑。的确，她的“丢丢”真好看，“丢型”很正，浑圆地立在牛仔裤里。
她是一个自由模特，这是捡好听的说，不好听的说法叫“野模”，就是哪有场子就给她一个电话，走一场也就是八十块钱；如果赶上泳装与内衣的话，价格会高一点儿，也就是一百五十块钱左右；没有场子的时候，一分钱也挣不着。学的专业是舞蹈，本来想当一个舞蹈演员，后来因为长得太高只好抄起了模特的行当。做模特年纪又稍稍嫌大，赚不了多少钱，为人纯真又不肯被大款包养。她就这样不上不下地过着日子，美丽又没有心眼，如果我是男人我也要向她下手。
7
从此我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我的光头终于遭报应了。面试了几家公司，每个人都向我的脑袋瞅来瞅去，其实它已经不是光头了，它已经长出一层黑黑的小毛，但是太短人们就忽略不计。他们都会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剃一个光头，刚开始我还认真回答。后来我发现，无论我给什么样的答案他们都不会要我。他奶奶的，那你还问个啥劲？！
有一天，我到了三元桥一家公司，那个面试的人听完我的履历后，不出意料，又问了这个问题，我把心一横，答：“病了。”语气很平静。
他关切地问：“什么病？”
答：“脑袋有病。”依然平静。
“哈哈”，他狂笑一下，又觉得很失态，又摸不准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没笑，他在那很尴尬，摆不好表情。我对他笑了一下，说声再见，走了，剩下这个傻逼在发愣。
走到外面，我狂笑不已，觉得这个答案好，真好，我这两天做的事真是脑袋有病。我怎么能晃着一个光头在这些循规蹈矩的、天天看《市场与销售》的人那找到一份工作呢，目前我的工作应该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在哪儿？我不知，我要回去问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