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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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歌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事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石岜说：
“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钱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我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在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
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每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
“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珠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近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暌暌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都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上台。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象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涉！*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想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面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晨曦已经出现再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再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鲤鱼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祥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室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雨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筋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
“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岜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溜达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市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象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它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再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回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岜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我跟石岜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是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
“什么？”
“水。”
有时半夜，他把我推醒，问我：“你做什么梦？这么拼命哭。”
“什么也没做。”我不想告诉他。
“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吗？”
我说我总梦见被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黑物吞噬。我紧紧搂住他：“我害怕。”
“怕我？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不。”我使劲摇头，“我满足。”
“我也满足。”他说。
“你骗人！我感觉得到，你就是躺在我身边，也象是一只饥饿*氖ㄗ樱抗庾*灼，低低咆哮。”
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捂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你瞒不了我。”
“他妈的！”石岜把被子掀到地上，狂怒地喊，“怎么结了婚还这样！”
团里由几个著名歌星组成的小队向我们舞队要几个人给她们伴舞，名单里有我。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去。歌星队的演出收入十倍于我们歌舞大队，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尽管知道别的演员都说不去，我还是说去。老师当场就急了，说：
“你的事业都不要了？就为多挣几个钱！我没想到你这孩子是这样，大学毕业去给人家当伴舞。你这么年轻，搞了这么多年舞蹈，就为这个——钱？”
“是的。”我难过地说，“就为这个，我需要钱。”
“你真叫我们老师寒心。本来我们说你不错，以后考虑给你多安排些节目。而你，自甘堕落。我决不答应让你去当什么伴舞。”
我低着头，只是队好心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公园的音乐堂演出，我刚化好妆，有人找我。我以为是石岜，赶紧走出来，却见是小杨。
“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舞蹈学院毕业后，小杨分回云南，我们有一年没见。
“我怎么不能来？”小杨笑着说。她黑了，瘦了，精神却很好，不象去年分回去前那么消沉。她说他们这次带了个舞剧来北京调演，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
“当然是你的主角了。”我羡慕地说。
“小地方的舞剧，粗糙得很。”
“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还没一个上舞剧的，还是分回省里强。”
“纳你们当时干吗不回去，象垛瘟疫似的躲省里来要人的老师。我不也是没躲过去才回去的。”小杨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挺好的？”
“挺好。”我忙说，“这团条件不错，新盖了房子，练功房和宿舍可漂亮了。还要盖大剧院大酒店，专门接待外宾。以后我们团就是北京一个名胜了，旅游手册都要写上的，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全聚德’烤鸭店齐名。”
“你和石岜怎么样了？上封信你说你们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