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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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柳莺是一个多么孤独的女孩子，她一个人承担了一个多么巨大的秘密。我一直以为，接纳是一种了解和谅解之后的拥抱，而她的最亲的人们，父母、丈夫、妹妹，都对她曾经走过的一切一无所知。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身边的一切正在远离自己，低下头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脚步，也是在向着一个相反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亲近同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柳莺一直很认真地听我说话，保持着一个微笑的表情。
其实，我结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我觉得婚姻好像就是我们一个人一间屋子，想自己的事情，甚至都不需要相互问候。我想我是对一个自己的空间要求得更多、而不是对以后的具体的婚姻。
柳莺的叙述在这里可以告一段落。她后来听到过以前那个人自杀的消息，但仅仅是听说。柳莺说她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是她无法忘记他。
柳莺的丈夫知道她来找我谈话，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呼过她两次，第二次，柳莺回了电话，他说他带她的父母一起出去吃饭，不等她了。
7月20日，也就是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收到柳莺的传真，她希望我用下面的话结束对她的采访：我痛恨毒品，它毁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生命中最纯洁的一份爱情。我愿告诉在这世界上自由生活的每一个人，珍爱生命，珍爱你所拥有的一切。
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为他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他还活着，我真心地希望他过得比我好；如果他不在了，愿我做的这件事情能够给这段生死之恋，给他年轻的生命一个交待。愿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他不再受毒品的摧残，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
柳莺的“口述实录”被节选着发表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发表之后，柳莺打电话告诉我，她妈妈看到了：“第二天是礼拜六，她一早就出去买报纸，以为下一部分会登出来，我跟她说要到下礼拜五才有呢。……她知道是我了，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她说觉得我这些年真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如果当年她能用更好的方式，也可能我会少受些委屈。不过现在都过去了，我们还是挺好的……我妈说，她想跟你做朋友……我爸也知道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哭过，眼睛那样儿我说：”告诉你妈妈，我想说的话跟她说的一样……“柳莺说咱们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戒毒中心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哽咽起来，她在电话那一头说：”安顿你真脆弱……“
跋 倾心倾听倾
何平平
安顿似乎不是作新闻的材料。三年前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当实习生时，处在被录取的边缘，后来的录取，得益于她写的一篇几千字的“非新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才气，那篇作品写了四个女性的情感世界，颇有些后来“口述实录”的影子。
安顿又非常聪明。她将自己的意愿和长处，与她所供职的报纸的宗旨和要求结合起来，找到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做“记者”的方式。当同来的姐妹们奋力拼搏的新闻作品还不足以汇集成书的时候，她凭了一个录音机，已经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常曾对这批实习生说：我们的报纸不仅要出作品，还要出名记者。安顿走前了一步。
安顿的成功又绝非靠了聪明。那么多的人要找她倾诉“绝对隐私”，那么多的读者说喜欢看“口述实录”这个栏目，安顿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好的事情。
一年前，安顿提出办“口述实录”时似乎已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们在共同认可了“口述实录”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同时，深感办好这一栏目的难度：有没有人肯“口述”，有人口述了能不能“实录”。开始的几期异常艰难：不知“口述实录”为何物的人拒绝安顿的采访；实录到何种程度以保证栏目的生存与完善又颇费考虑。
尽管安顿的“口述实录”体现了她的素养与文采，而我以为她最成功的原因还是在于倾心倾听倾诉。
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求。这种欲求并不亚于人们早已知道的其他欲望。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隐秘世界，只不过更多的人受到环境和自我的压力，最终将这个隐秘世界与自己一起带进坟墓。于是能够找到可以信赖的倾诉对象的人是幸福的。来找安顿的人明明知道她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明明知道将把她（他）说的要发表出去，却依然下定决心，也许这正意味着倾诉本身就是一种解脱。
安顿的成功似乎又恰恰在于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她只要认真倾听就够了。有人说安顿像思想工作者，有人说她像牧师，我以为都把她抬高了，她只是一个倾听者。而唯有你是一个倾听者，倾诉者才感到一种平等，才能充满安全感而保留内心的激情。安顿的成功也许又恰恰在于能够把倾诉者所说的发表出来，于是找安顿又不同于找自己好友的私下诉说。倾诉者为自己的感情历程而有人记录并会公之于众而满足，甚至将此作为一件大事和新的起点。
从这一角度说，报纸办了“口述实录”，给出一块倾诉的天地，也该算个创造。
人们之所以信任“口述实录”，因为这里是接近真诚的倾心而听。倾心，便是不带报纸和编辑任何功利目的，真的为倾诉者和读者作一件事情；倾心，便是对每一个倾诉者情感世界的理解与尊重。尽管报纸与编辑本身可以对“倾诉”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安顿坚持在“口述实录”中不作价值判断。这首先是理解每一个倾诉者所走过的情感历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对每一个人拥有复杂丰富感情世界权力的尊重（其实越是社会进步，越是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情感世界越将丰富）。另外，作“口述”的人已经在面对公众无保留的解剖自己，他们的真诚和勇气，似乎足以替代旁观者道貌岸然的教诲和自以为是的指点。
前几天安顿送来一本刚出版的“口述实录”集——《绝对隐私》，尽管此前已有不少内容我已经知晓，但我仍然一口气读了下来。此时的阅读不同于以往每期报纸发表时绷紧神经毫无阅读快感的“审读”，于是便更可以感受到作品的价值。安顿尽了一个记者的职责——公正客观地记录历史，而她记录的又是更多的记者未曾涉及的领域。
就在写此文的前一天，一位读者打电话找我，说他们办公室的人都非常担心，为什么这两期《青年周未》没登“口述实录”，是不是这个栏目被“枪毙”了？我解释说：这个栏目始终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或许从这点上说，正体现出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至于为什么停了两期，大概是安顿又在策划两个新的栏目。而我要劝安顿的是，也许她应当首先把“口述实录”坚持办好。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
附文
回 家安顿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前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四十年代的保守、亲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眼睛。我对她微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甚至德意志的某一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着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我摇摇头：“出差。”老人表示疑问：“你？”“是埃”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戴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是去采访。”老人眼睛微微一闭：“可你看上去比我的孙女还校她上大学四年级，学中文的。”“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
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一80岁。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我忍不住这样说了，她很开心。也许全世界无论年老、年轻的女人都会因为被夸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而由衷地微笑吧。
飞机在爬升，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说：“1936年，我从法兰克福辗转到上海，又来武汉，……”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的一贯的在沉默之中的探寻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喜爱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已经追随着她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1936年在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于，她父亲的学生，也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17岁的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不完的花边的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少女已经19岁了，25岁的湖北小伙子留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文、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少女只用过一次，是一封间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老人在60年前的浪漫中独自微笑，我在她的微笑之中捕捉那一对恋人的影子：“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先在武汉，又到北京，之后又到武汉，再到北京，1966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就一直住在北京。”
我又一次飞快地算出了一个数字：20年，一个德国女人为了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20年，这个数字如果从我的年龄中减掉，我一下子就被送回了孩童时代。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老人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你看，现在已经过去了60年，我80岁了。”
我无法想象，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面对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认可，正如我无法想象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侮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他们的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的时候，她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
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的表情，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我又一次想到了杜拉，那个善于把人置于难言的伤痛之中却只字不肯透露的女作家，在《广岛之恋》中她只有一句话讲到了创伤：“要是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都会贬低了这份痛苦的感情。”的确，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
旅途上的午餐永远是热闹的。老人很熟练地用一次性使用的木质筷子，并且为我和她自己各要了一小杯啤酒，只有在和我碰杯的时候她轻轻迸出一句英文：“cheers！”
空中小姐收走餐盒和废物的时候，她把原封未动的一副塑料小刀叉放进了手袋：“我去武汉是去看我丈夫的弟弟，他和我一样大，他的重孙女三岁，特意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要这些刀叉玩过家家……”这一刹那，我有了一种很深的、几乎很感伤的感动，这是属于母亲的动作。在人们把飞去飞来当作习以为常、把这种收集视为“小家子气”的今天，这个60年前来自德意志的80岁的老妇人，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小时候，妈妈第一次乘飞机回家就是给了我一副“飞机上用的刀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牵挂和血液里的相思。我断定她一定是一位难得的好母亲，尽管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有几个孩子以及她是否曾经为了他们而含辛茹苦。
飞机已经开始在渐次降落。“我可以知道在北京怎佯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5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还可以碰上。”在留下她担任德国现代文学教授的学校和电话之后，她笑着说。我们在天河机场外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告别，她的白发在中午的阳光里闪着银色的光泽。她坐上机场巴士的时候，我想，这里对于我是异乡，而她，她说是“回家”。
在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5天之后返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