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旋转在深圳的陀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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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我也把他当成了好朋友，这并不影响我还把他当成对手和榜样。
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各种报纸和杂志的用稿要求及投稿方式，知道了一些知名编辑的姓名，知道了电子稿比手写稿中稿率要大很多，我甚至还知道了各家刊物的稿费标准及发放时间。
懂了这些东西，我以后投稿就变得轻车熟路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在全国十余家知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作品，并被一家杂志社评为“打工文学新星”。
与此同时，我也从工厂跳进了一家大型杂志社的记者站做采编，开始了我文化打工的另一种人生体验。
工作之余，我还为一些熟悉的杂志写一些纪实稿件。
阿福慢慢地落入了我的视线。他不仅写稿勤奋，推荐稿件也多有所中，他积极参加报社的各种活动，如点题啊，发言啊，挑错啊。两年下来，他光稿费收入就超过了两万元，相同，还获得了若干如优秀通讯员之类的荣誉，商报为表彰他参加报社活动的热情，还特意送了他一年的报纸。此外，他还积累了好几大箱内容丰富的剪报。
我决心写写他。我去拜访他，搜罗了他很多的材料，并最终用我稚嫩的文字写了出来。
不知是因为我的写作技巧不够成熟呢，还是这个故事对编辑们来说，太没有吸引力了，反正这个文章发出后，我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为此，我不禁对阿福生出了几分歉意，幸好，他并不在乎，这让我的心倒底宽了几分。
过了几天，阿福给我发邮件来了：从你开始写那个文章并点燃了我的写作热情起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以来，商报用了我的12次稿，加上其它的一些荐稿，共18次左右……这还得谢谢你！真没想到，我的一个采访触动了他的写作冲动。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杨荫吧。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最变得更好了！
我打开了一扇窗，虽然没有目睹到彩虹的出现，但让我幸福的是，阿福却因此看到了绚烂的彩虹！
第三十一章 永恒的向日葵
《湛江文学》编辑部：
非常感谢您们在十一期上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向日葵》，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收到了一些热心读者的来信。非常感谢他们的厚爱的友谊！下面是一位读者的来信，字写得很漂亮，文字优美，感情真挚！特发来贵刊！与您们共享！
上半年的时候，我给湛江的一家刊物投了几首诗和一枚散文诗，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回音。我以为这次肯定是将一颗石子投到了河中。
哪知到了十月份的时候，我的那首短短的散文诗却在《湛江文学》上发表了。同时我的地址也给登了出来。
就在我进杂志社记者站的当儿，我收到了很多的来信！下面就是其中的一封。字写得很漂亮，文字优美，感情真挚！
阿东：
近来情况好吗？希望你在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一个阳光般的心情！
无意中看到了你的《向日葵》这篇文章，让我的思绪飘了好远好远，勾起了我深藏已久的回忆，从小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较少，我也知道他们也是想让我们过得更好，所以他们在外做生意，把我带到了奶奶家。80年代初期我叔就去广州发展了，从此我和我的奶奶相依为命，确切地说，我是我奶奶养大的。特别是你把《向日葵》叙写得维妙维肖，也正是你那朴实流畅的言语让我想起奶奶一边晒瓜子一边冲我笑的温馨场景，奶奶炒的瓜子很浓很香。在我该上学的年龄，我就离开了那美丽的小山村，回到了父母身边。在我十一岁那年，奶奶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当我思念奶奶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半夜起来给我扇扇子、盖被子；我就会想起在奶奶疲劳时我会给她揉揉肩；犯病时，给她敷热毛巾、贴风湿膏；当然我最想的还是她炒的葵瓜子：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其实人不就是这么一辈子吗？短短数十寒暑，刚起跑便到达终点的一辈子，今天过去明天还不知道属不属于自己的一辈子，白了的发便再难黑起来、脱了的牙便再难生出来，错了的事便已经错过了、伤了的心便再难康复的一辈子，一个不容我们从头再活一次即使过一天，过一分，过一秒的一辈子，想到这儿，我便不得不随着苏东坡而叹：寄蜉蝣于天地，涉沧海一粟；我便不得不随陈子昂而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我便不得不努力看看这美好的世界，多留些生命的足迹。
有人说耕耘感情的日子很苦，收获感情的日子很累。但我希望在以后有风有雨的日子里，能真心呵护这一段来之不易的尘缘，帆船只为寻找友谊而启航，女孩的心扉只为心心相印的人而开放，为了友情的风能吹得更轻柔，我愿携同相拥在梦季的风景地，带上《永远是朋友》的歌曲上路，去寻找属于我们年轻人的那一片新天地。
树的方向由风决定，人的方向自己决定。为了我们的人生目标，让我们努力吧，奋斗吧！多珍重！
友：李燕
以后我又收到了她很多的信件和贺卡，我那死水的心经常为那个笔友激起了狂澜，我的生活也因此多了很多的趣味。
真的很感谢《湛江文学》编辑部，感谢他们在十一期上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向日葵》，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收到了一些热心读者的来信。非常感谢他们的厚爱的友谊！
那些信件我将永远珍藏，那些友谊我将永远珍惜！
第三十二章 车上摇晃的岁月
还记得那天，我从深圳人才市场走出来，坐上456路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正是我刚才去面试的那家杂志社的业务经理高站长打来的。她看了我的简历和附上的一些作品，她觉得很有兴趣，当时就决定让我下午去面试的，并告诉了我地址。我注意到那天的天气不错，可能是因为要去面试的缘故，马路异常干净，就象一条洁净的黑色缎子在眼前无限地铺展。高站长告诉我她下午还有急事，因此决定取消下午的面试。我听了虽有一些遗憾，却也只好作罢。
因为上了车，投了币，又因为我对那个未来要去工作的地方充满了一丝期望，我决定先去看一下地方，太差了以后就不用去了。再说，那地方离梅林关很近，我可以从梅林关坐车回到我住的龙华去。那时候我还住在三线关外，我是从布吉关坐车进去的。
我在一个叫香梅北的地方下了车，附近是知名的山姆商场。杂志社就在一个叫特发小区的高尚小区内，那里是一些白领们出入的地方。那个小区的保安特讨赚，几乎每次都要盘问我，甚至还要登记。就算我在那工作几个月以后，那些保安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坏毛病。
这与我之前工作的工厂，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决定来面试。
就这样，下一个星期我去了那里面试，并顺利地成了那里的一员。面试我的是记者站的刘站长，他对我基本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的普通话不太好，常把记者站说成汽车站。他让我专门跟他，做一名专职编辑，其他人都是采编人员。我记得那时候正是中秋节的前两天，我们第一天上班，就拎回了中秋月饼。
本来我是要求包吃住的，但是杂志社并不提供吃住，我想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想做的工作，不能因为不包吃住就泡汤了。更何况市大部分工作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市内租房实在太贵，于是我就在关外的梅花山庄租了一间小小的房子，一个月房租两百二，还可以接有线电视，日子就这样过起来。
一月四星期，一星期五天的工作，每天早上按时起床，由摇晃的半小时公车开始一天，问候早安，三小时的工作，打电话，发传真，整理文档，然后吃中饭，一小时的休息，然后四小时的工作，然后再摇晃一个小时回到租房。梅林关堵车是出了名的，早晨出门的半个小时，到了晚上总是变成了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回到家就看我用三十块钱淘来的小电视，沉思一下，或是写一些无所谓的文字。
我们先是进行了一周的培训，也就是讲一些新闻采访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一些马站长长期从事采编工作得出的经验。那些东东都没记住，他讲的一个小故事我倒是记住了。9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在家里教语文的老师下岗辞职来了深圳，他找了一通工作，后来遇到了一家报社招编辑。那家伙素来喜欢舞文弄墨，还在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报社的总编也慧眼识珠，选中了他。那时候很多象记者在外面进行采编都可以拿到油水。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那些人总是他的几倍，他拿的是死工资。于是有一天，他从黄页上找了家单位，偷偷地拔了一个电话过去，说是想采访他们，接电话的是一个村的村长，那村长也很爽快，就说你来嘛！于是他就请假去见了那个村长。他们相谈甚欢，走的时候村长还来送他，并从怀里掏了一个纸袋子给他，他先是一愣，拒绝了一下就接下了。他回到报社，将纸袋打开一看，竟是几扎百元一张的钱币，一数，竟是整整的三万块。他当然也没忘记给那个村长写一篇有份量的报道。一篇报道很快在他们的报上登了出来。
说实在的，我们这里虽然自称杂志社，其实只是杂志在深圳的一个记者站，而且还是一个没有正式注册的记者站。但刘站长让我们这样介绍自己，我们是国有事业单位，我们是中国发改委的下属单位，我们的刊名是邓小平亲自题名的。
我们的工作说起来也很简单，刘站长根据“文化立市”的口号策划编辑一部《文明海港》的特辑，作为《中国文明潮》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物色那些想入编的单位，并从那些单位拉到适当的赞助费用。我们的工资就从那些赞助里提成。
在这里工作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底薪的，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很自由，还有一种是象我一样的，可以享受一个月八百块的低薪，还可以享受中餐，但必须每天都去单位坐班。刘站长私下里对我说这是给编辑的特殊待遇。
我进记者站的时候，正是记者站的鼎盛时期，除了刘站长，高站长，还有一名司机，一个会计，甚至还有一个人事主管。加上我和其他与我一起招来的十多个业务员，队伍算是蛮庞大的了。其中有一个业务员阿郑，是从法制报过来的，他的嗓门特大，加上女孩子多，记者站里真的很热闹。站里租用的六七间房子里随处都是欢声笑语。
站里有很多新买的花草，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株发财树，最开始是由人事黄主管专门浇水，后来这任务落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时还有打扫卫生的任务。
除了休息日，我每天都要在公车上度过一个半小时。没座位的时候，我经常从公车的这端走到那端，就为了寻找一个座位，挤公车的人很多，要找个位子，很难。就像在城市里要找到我的一个位置，把握不大，还要找在家庭中的位置，在社会中的位置更难。值得庆幸的是我有时顺利地找到了位子。我默默地坐着，看着车子驶过高楼大厦，看着车子驶过和我一样沉默的人群。有时我则闭上眼睛，听着公车的轮子和地面摩擦作响，刹车片在暴力下嘎嘎鸣叫。如果是上班，人们或许会发笑；从公司里回来，他们便没有了活力，一脸写着疲惫。
不知是从什么，就有一些业务员来得晚了，后来就是一些人请假，再后来就是一些人陆续地走了。那个还留下的阿郑整天有事没事与人事的黄主管抬起了杠，黄主管嫌阿郑态度不好，阿郑则指桑骂槐地说黄主管不干事，不会文章，也不做业务。我很奇怪，刘站长今天站在阿郑一边，明天则站在黄主管一边，在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
黄主管追随刘站长多年，可以说是他的得力亲信，而阿郑则是他希望可以替他淘到金的人才。
这种争吵没有维持多久，阿郑另择高枝而去，在阿郑的影响下，本来就风雨飘摇的记者一下子军心涣散，一下子就走了五六个人。于是我越来越没事干了，刘站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读报，研究报上的那些文章，琢磨怎样比那些文章写得更出彩。
我依然还留在记者站，仍然维持着那种单调的生活。一月四星期，一星期五天，每天早上按时起床，由摇晃的半小时公车开始一天，问候早安，开始读报或是搜索一些信息，中饭，一小时的休息然后继续读报，有时也给刘站长高站长打一些东西，到了晚上五点半，再摇晃一小时回到家。肥皂剧和一些书本陪我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开始我新的一天。
四个月后，记者站里走得没剩下几个人了，于是在这些情况之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