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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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川合定吉心事忡忡：远道来的朋友，还通过参谋部的人来找他，莫非其中有诈？
川合定吉来到司令部下属的官佐宿舍会客厅，静静地等待着。他不知他将面临的是什么。
十分钟后，房门一响，勤务兵将一名身材高大的军官引了进来。
“川合君，你好哇！”那名身材高大的军人笑呵呵地问候他。川合定吉一愣，随即认出，来人竟是自己的好友、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参谋武田义雄。
1929年，川合定吉在《京都新闻》任记者，他以一个诚实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主义战士的身份同日本、中国的进步同事们，以及反帝组织进行公开和地下的广泛接触与交往。并以“黑山敏夫”的名义发表评击军国主义的文章。为此，东京警视厅将他拘捕。武田义雄很欣赏他的才华，便以军部参谋的身份将川合定吉保释出来，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事隔五年，两人异国相逢，自是格外高兴。
“武田君，怎么会是你！”川合定吉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噢，升到了中佐了。”
武田义雄笑着说：“我现在已是日本驻苏联的副武官。这不，关东军参谋部搞了一个苏俄战略研讨会，请我来参加会议的。会上，我遇到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藤麟三将军，他说你在他们那里，而且就在奉天公干。所以，我就找上门了。”
“武田君，你我五年不见，一定好好叙谈叙谈。今天晚上我请客。”川合定吉热情地说。
入夜，武田和川合在沈阳一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菊池料理”坐下来，喝酒谈心。
在一间典型的日本房间内，两人坐在榻榻米上。他们的面前摆放一张精制的黑漆楠木桌，桌上摆放着生鱼、青菜、豆腐、肥牛、鸡片……还有一瓶日本米酒。
“想不到哇，”武田给川合斟上酒，“一名和平主义者，竟穿起军服，拿起武器，加入了战争的行列里。”
“我也没想到，”川合也给武田斟酒，“积极反共、仇视苏俄的军部参谋竟当上了驻苏俄的副武官。”
“这么说，我们二人都有所改变，”武田举起酒杯，“来，为我们双方的变化干杯！”
“不，还是为我们的重逢干杯！”川合说道。
“咣！”两只酒杯碰到一起，两人一饮而尽。
“川合君，能告诉我，你这是为什么？”
川合定吉当然知道武田义雄问的是什么。
“我想，我做情报工作是能胜任的。”川合定吉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已放弃你的信仰和主张了吗？”
“不能说放弃，只能说我开始用比较成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那些东西。”川合定吉平静地说。
“是啊，时代变了，我们是该重新审视一些我们原以为是对的东西了。”武田义雄说道。
“比如？”川合定吉非常想知道武田在想什么。
“比如，”武田义雄用筷子夹了片鸡片，蘸上佐料，放入口中，“比如，苏俄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那是个很有生机的国家。”
“真的吗？”川合定吉眼中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当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嘛！”
川合定吉心里舒服了许多，不管怎样，武田义雄还是那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
午夜，两人离开“菊池料理”，漫步在清故宫附近的碎石路上。
“川合君，你们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对苏情报侦察的大本营。关于日苏之间的关系你怎样看？”
“日苏历史上就有宿怨，眼下又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水火不容。我看，日苏间早晚会有一战。”
武田义雄停住脚步，“以你的判断，这场战争会何时爆发？”
川合定吉也停住了脚步，“也许五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的！”
“那就让时间来验证你的论断吧！”
“只要我们大家还活着，都会看到那一天的。”
两个好朋友，两个好同事，就这样分手了。然而，他们双方竟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其实，武田义雄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特别情报员，后来创建了二战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梅杰姆”小组，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他们战斗在同一战线，又都是为了同一个国家服务，可就是不能互相信任，这就是隐蔽战线上的特色，这就是情报战士共同遵守的纪律。
两天后，副岛隆规回到奉天，他告诉川合定吉，情报安全送到。
川合定吉穿梭于哈尔滨与奉天之间，深感力不从心，便要求上司将他调到奉天特务机关工作。不久，他的请求得到批准。川合定吉于3月到达奉天特务机关工作。
奉天特务机关是关东军进攻东北，制造“九一八”的策源地。后来做了日本陆军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曾担任过特务机关长。现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样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此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长期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工作”十三年，能讲四种中国方言，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他个子矮小，身体结实粗壮，小仁丹胡总是剪得齐刷刷的。因为他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对中国危害极大，中国老百姓送他个绰号“土匪源”。
这一次，土肥原刚从南京回来，推行他的所谓“中日亲善具体方案”，妄图在中国华北广大地区排除中国军队，设立“非武区域”。
在奉天稍事停留后，他便带着川合定吉等随从人员，赶往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
当天，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听取土肥原关于“视察”中国的报告，审改对华政策。
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这时，土肥原才有机会了解一下新来的川合定吉少佐。
土肥原眯着一双小眼睛问道：“进入哈尔滨特务机关之前，你在《朝日新闻》、《上海新闻周报》作过记者，是吗？”
“是的，大佐阁下。”川合定吉平静地回答。
“很好，这样你活动起来就有掩护身份了，”土肥原接着说：“你不要呆在机关里，要走出去。”
川合定吉闻听，心中大喜，忙问：“大佐，你需要派我到满州的什么地方？”
“不不，”土肥原摇摇头，“满州不是我们的最终之地，支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么说，大佐要派我去中国内地。”川合定吉问。
“对，你要走出去。”土肥原道：“你看我虽是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但我不躲在满洲，仍不顾风险地奔走关内各地，侦察南北的形势。这样，你以记者的身份再回到《上海新闻周报》那里去。”
川合定吉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犯愁。高兴的是终于冲出了笼，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愁的是，远离特务机关，侦察日军的动向恐怕就困难了。于是，他说：“大佐，我服从您的命令。但是我手头管理许多事务，允许我每二三个月回来处理一下吗？”
“完全可以，”土肥原拍他的肩，“这样你也可以定期地回来汇报工作。”
川合定吉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匆匆回到宿舍收拾东西。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副岛隆规，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川合定吉拎着一只小皮箱来到了副岛隆规的住处，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副岛高兴地说：“到了上海，跟上级机关近了，工作也方便了，也省得我跑来跑去！”
川合点点头，“这几年辛苦你了，你该歇歇了，不过，我会时常回来的，有任务还得找你。”
副岛打开一瓶白兰地，笑道：“但愿你别来找我，让我睡个安稳觉。”说着将酒倒入杯中。
川合拿起酒杯，“为了我们五年的合作干杯。”
副岛拿起酒杯，“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4月初，川合定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上海滩。他并不知道，此刻一张无形的网正慢慢向他和他的战友们撒来。今后的岁月，他将经历人生最残酷的考验。
川合定吉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好友《上海每日新闻报》的日文编辑山上正义，以及著名的日本新闻社“联合通信”驻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船越奉军，请求他们恢复他在《上海新闻周报》的工作。尽管川合定吉离开了报社近五年，但人们对他的印象不错。经山上和船越一说，报社负责人很快同意他复职，只是对他失踪了五年颇感疑惑，不时地问这问那。
川合定吉推脱说，父亲有病，回日本去照顾父亲，这回父亲病愈了，又回到中国做事。
那位报社负责人闻听，连连称赞川合是个孝子，对他更加敬佩。
到上海的第二天，川合便秘密会见了华尔顿。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去年华尔顿刚刚到上海的时候。
川合、陈绍韩、刘思慕是华尔顿的三大“王牌”特工。有关川合定吉的真实身份只有华尔顿和他的苏联助手维佳知道。
两人在新亚饭店四楼的一个房间内会面。
华尔顿说道：“你回来也是一件好事，虽然远离特务机关，但你可以深入到上海的日侨当中了解他们的动向。还有日本领事馆、海军陆战队，都是你侦察的目标嘛！”
川合定吉感到华尔顿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说：“对，您讲得很对。上海日侨势力非常大，特务机关大多与他们合作密切。还有，井上公馆那伙人也是很厉害的，在那里也可以搞到情报。”
“另外，我发现法租界亚尔培路上的俄罗斯夜总会也和日本人有交易，你要注意。”华尔顿尽管平时深居简出，还是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少。他怕川合离开了五年，对上海的情况有些生疏，便不断地给他介绍情况。
川合通过这次接触，对这个军人味十足，甚至有些古板的上司更加喜欢了。他从华尔顿身上看到了很多难得的品质：沉稳、冷静、干练，这些都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应具备的。
在上海虹口狄司威尔路与天潼路菜场横街的交汇处，有一座二层日本式红砖楼，看上去既不气派，又不显眼，门口的木牌上书：井上公馆。
这里便是日本浪人特务井上日召的住所，也是上海滩浪人特务流动的秘密据点。
井上日召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陆军混过一个时期，于1909年辞去军职来到中国，成了一名日本浪人。井上纠集大批亡命之徒、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血盟团”，专门从事对中国的侦察破坏活动。1929年，井上来到上海，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开设“通原洋行”，以开展中日贸易作掩护，从日本国内招集一批法西斯特务分子为骨干，收买一批汉奸为爪牙，进行刺探政治、军事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井上指挥手下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一系列的绑架、暗杀、破坏事件，是个极其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井上公馆内部有两个翻译，其中一个叫丁雷声，上海浦东人，约三十多岁。他本是日本人，幼年时被一个旅日华桥收养，改入中国籍，精通日语和英语。川合定吉五年前在报社当记者时就与他相识。这回，他想了解在沪日侨的动向，便托丁雷声带他到井上公馆来看一看。
川合定吉来到了井上公馆，他发现这里戒备森严。门口设有警卫、传达和门仆，大门敞开着。但在楼房的平台上，经常有一个日本人在巡视，鸟瞰大门进出的情形。进入大门，穿过一个小花圃，就是楼房下层大厅，大厅中央放置两张餐桌式的长台子和几张椅子，靠边两张写字台，内部设备十分简单。大厅旁边及楼上，都是小房间，作为寝室和办事房，表面上看来简洁、清静，而在心理上却给人以神秘、阴森的感觉。
丁雷声热情地招呼川合定吉在楼下落座，告诉他井上一会就来。
随着一阵脚步声，一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狭长的脸型，苍白的面色，穿了一身褐色的西装，手里拄着一根精光锃亮的手杖。
“井上先生，这位是《上海新闻周报》日文版记者川合定吉先生。”丁雷声介绍说。
井上坐下来，傲慢地问：“川合先生，不知你想采访什么？要知道我是不和新闻界交往的。”
“井上先生，我想了解一下在沪日侨的情况。”川合定吉掏出了记事本。
“有关日侨的事情，你可以去问日本驻沪领事馆，找我干什么。”井上手拄手杖，依然面沉似水。
“因为井上先生是日侨中的领袖人物，从你这里可以知道一些更多的内容。”
“你的话，我不明白。”井上冷冷地说。
“算了吧，”川合定吉说道，“谁不知道，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云平、佐佐木康五郎和井上日召，是支那浪人中的五大领袖！”
井上吃了一惊，这才发现川合定吉来者不善。他重新打量了一眼对方，冷冷地说：“川合先生知道的还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