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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癤TC”、“刹车和杂志”两个乐队的销量也在保持增长，此外，我们继续在法国和德国畅销，尤其是丹吉尔梦想乐队。
　　到1979年，局外人看过维珍后，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珍是由不同的公司拼凑而成。在弗农院的小房间里，我们经营好几家公司，尼克管理唱片店，西蒙和肯管理唱片公司，卡罗尔？威尔逊管理唱片出版公司。庄园经营也不错，我们已经收购一个在伦敦的录音棚，拓展了我们录音的生意。当初想为摇滚明星们建立一切所需措施的计划，开始逐步实现，录音、出版、分销和零售已经齐全，另外我们也建立了维珍出版公司，主要是出版音乐方面的书籍，以及摇滚明星的传记。为了弥补性手枪的新专辑无法制作出来的损失，我们获得电影《伟大的摇滚舞诈骗》的有关版权，这保证了最后一张专辑，即电影配乐的发行。为了一并获得这部电影，我们创建了维珍电影，它由尼克管理。
　　另一个冒险是尼克建立了“场所”夜总会，在那我们的乐队会现场演奏，人们一边观看一边吃饭和社交。随着摇滚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显然乐队不再仅仅希望录制唱片、发行唱片，流行音乐的录像带正成为促销歌曲的最有效手段，一些先驱者认为流行音乐的录像带同音乐本身一样重要。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尼克也建立了摄影棚，我们的乐队可以在那里制作他们自己的MTV。
　　维珍应该提供给艺人的另一项服务是把他们的唱片发行到国外去。虽然我们是家位于诺丁山的小公司，但是如果没有海外公司，我们将没有机会同有国际影响的乐队签约。摇滚乐在市场的终端还是一种纯粹的国际商品，衡量一个乐队成功是否成功的最佳标准就是他们在国外的销量是多少。相对于维珍或者岛屿等小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在谈判中，他们会强调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的销售力量。
　　维珍的一种选择是不与跨国公司竞争，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市场，同时将我们乐队的海外发行授权出去，当我们初创时就对迈克？奥德菲尔德采用了这种方式。虽然这样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意，岛屿唱片和茧蛹唱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觉得这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因为这样不得不受海外授权公司的支配，一旦你把一支乐队授权给另一家唱片公司，那么你就失去了对它促销的所有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我们英国乐队的海外前景，而且还希望能吸引国外乐队到维珍来。我们想使法国、德国和美国乐队感到，相对于大型跨国唱片公司，他们更应该同我们签下全球发行的合约。
　　我们在弗农院只有最基本的员工，很难想象在跨国公司的领域里我们真的能取代他们，但是我们决定执行这个计划，1978年，肯到纽约建立美国维珍唱片。就像维珍在伦敦成长，把自己扩散到诺丁？希尔周围的许多小房子里，我也设想美国维珍从格林威治镇的一座房子里起步，然后慢慢向全国发展，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区域中心买下房子。
　　1979年我去法国会见宝丽金法国分公司经理雅克？克讷。我不认识法国音乐界的任何人，表面上是为了要求宝丽金分销维珍的唱片而去见他，但我真实的目的是寻找一个能在法国筹建维珍分公司的人。雅克？克讷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他叫帕特里克？泽尼克，负责宝丽金唱片业务。帕特里克外表像伍迪？艾伦那样模糊不清，满头乱发，厚黑框眼镜，除了外表，行为也相似：当我们第一次出去吃午饭时，花了4小时去寻找他把车停在哪里。帕特里克告诉我他一直关注着维珍的成长，他第一次试图和我们会面是在1974年戛纳音乐节上，我们在那里摆设了一个摊位，但是他只能在摊位上找到一个告示“滑雪去了”；　然后帕特里克开始来牛津街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和丹吉尔梦想乐队。
　　雅克？克讷为取得维珍所有唱片在法国的特许权出价30万英镑，另外付给一定比例的版税。由于维珍当时没有钱，而且我们刚借了笔贷款购买内克尔岛，所以保险的选择就是接受报价。但是，与到笔记本上写下相关的细节相反，我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法国维珍”。让人惊讶的是，雅克？克讷竟然同意花时间考虑一下。
　　会议后我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邀请他们到伦敦时来我的游艇上参观。第二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电话，我们在恶鬼号上共进了午餐，我问他是否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承诺将给他完全的自主权，随便他签下自己喜欢的任何法国乐队。我们在一张纸上做了一些初步规划，帕特里克同意实施这个计划，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立了法国维珍。虽然菲利普粗俗不堪，还时不时吸海洛因，但是他有非常好的音乐鉴赏力。帕特里克做生意，而菲利普就和所有的乐队泡在一起。
　　“你应邀吃饭，想连餐具都想带走？”当帕特里克辞职后，雅克？克讷在电话里指责我。我抱歉把帕特里克挖走了，但是告诉雅克，帕特里克自己决定创建法国维珍。帕特里克刚离开宝丽金后，我们重新审视规划，发现计算有误：我们忘记把增值税包括在预算中，应用了错误的零售差价，不可救药地高估了唱片在巴黎的销量。但是已经太晚了，帕特里克和菲利普正在为维珍工作，他们第一批签约的乐队中有一个叫“电话”，电话乐队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乐队，后来回顾时，帕特里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他放弃了宝丽金的稳定收入，加
　　入一家实际上要破产的英国公司。
　　在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回到法国和谷芒唱片的总经理会面，虽然我们不能达成分销的协议，但是当他开始炫耀谷芒唱片将同法国最著名的流行歌手朱利安？克勒克签约时，我立刻竖起耳朵。我不知道谁是朱利安？克勒克，离席溜进了厕所，在我的手腕上写下“朱利安？克勒克”，然后小心地放下羊毛衫衣袖把字遮住。会谈结束后，我冲到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了个电话：　“你听说过朱利安？克勒克吗？”
　　“当然，”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耀眼的明星。”
　　“嗯，他现在没有签约，让我们全力把他签下来，明天可以和他吃顿午饭吗？”
　　第二天吃午饭时，帕特里克和我就在谷芒唱片的眼皮底下，成功说服朱利安？克勒克同维珍签约。虽然两星期内我已经成功使自己的名字在两家法国唱片公司的午餐名单上消失，但是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勒克将为法国维珍和他们自己获取财富。
　　有了在纽约的肯、在巴黎的帕特里克、在德国的尤铎以及在伦敦我们自己的业务部门，我们宣称维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麻烦是我们没有现金储备，所以任何挫败都可能致命。当我去考茨银行时，穿着鞋子，头发也没有被旋转门夹住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把我视为校园神童，而不是商人，即使看见维珍的销售额达到1千万英镑，他们还是摇头微笑。
　　“是好的流行音乐，不是吗？”考茨银行经理和蔼地说，“我儿子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我只希望他不要播放这么吵的朋克音乐，我还会一直对他吼叫，让他关掉。”
　　我试图指出维珍正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有很好的销量，同正规生意一样有稳定和良好的现金流。但是银行家从来不这么看，“你们做得很好，”银行经理说，“但是你们的现金流太差。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存在这令人不快的分析，1978年年底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在英国我们取得年度大捷，有一系列排名前十的专辑，而且唱片店销售很好。但是到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税率大幅升高，我们遇上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年来英国的唱片销量首次下降，我们的连锁店损失了很多钱；肯在纽约触了霉头，花了5万美元促销的维珍首张单曲遭到彻底的失败。很不情愿地，我们决定关闭这个分公司，让肯打道回府。
　　每件事情看来都有了问题，甚至在家里。1979年11月，琼给我说我们的游艇有下沉的危险。我开启水泵，它不但没有抽水出去，相反开始吸水进来。我们在恶鬼号上涉水而过，努力抢救家具和文件箱。当挽救了所能做的一切后，我们站在索道上同邻居商讨如何把船拖上来。一位邻居移出一个箱子，让人困惑的是里面竟然滚出一个振荡器，它撞上地面，自动开始振动起来，它乱哄哄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了运河中，在水里像鱼雷一样嗡嗡直叫，最后消失在视野中。
　　“还想干些什么，理查德？”琼讥讽地问。
　　“没有。你呢？”
　　“当然没有。”
　　多年以来那个箱子一直在恶鬼号上，振荡器下沉激起的波纹看起来为70年代画上了一个合适的句号。
　　1980年我去洛杉矶，设法让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感兴趣。这次旅行是次灾难，我带了一堆样带，但是没有人对任何新东西有兴趣。迈克？奥德菲尔德像以前一样受欢迎——尽管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拼错为“油田”，当然对于维珍这名字更接近事实。但是其他我想授权的乐队，比如“刹车”、“发动机”、“XTC”、“日本”、“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飞翔的蜥蜴”，没有几个投标。
　　随着维珍的收入日见枯竭，我写出一系列我们能做的挽救，卖掉了弗农院的两所房子；削减了所能想到的每件东西。我在笔记本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列出了一张表，它引发了绝望的感觉：
　　1　再抵押庄园；
　　2关掉游泳池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出弗农院的房子；
　　5问迈克？奥德菲尔德是否允许我们借用他的现金；
　　6卖掉游艇；
　　7卖掉我的车；
　　8出租所有的录音设备；
　　9尼克把他的股份卖给一家商业银行或者华纳兄弟娱乐公司；
　　10卖掉“场所”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全体员工，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立刻缩紧裤带：“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上了排行榜的第3位，坏消息是它只卖出了7万张，刚到去年排行第三唱片销量的一半。由于我们的管理费用保持不便，所以我们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计算，维珍将在1980年损失1百万英镑。
　　“我不能把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损失1百万，市场份额已经毫无价值。
　　“但是品牌值多少？”我问。
　　“维珍？它价值1百万英镑，”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品牌没有任何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严重的麻烦。1980的衰退让我们领略了商海中暴风雨的种种残酷，我们不得不第二次裁员，总共9人，占维珍唱片全世界员工数的1/6。虽然这个比例比当时其他任何公司裁员的比例都少，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尼克、西蒙、肯和我花数小时讨论我们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一个摇滚巨星可以发行一张畅销的唱片，维珍没有可以预见的收入。我们又一次检查了我们的乐队名单，削减了一部分；又不得不放弃大多数我们在牙买加签约的瑞格舞乐队，因为一次军事政变禁止进口所有商品，摧毁了我们的销售。
　　尼克和西蒙之间越来越紧张，他们争吵维珍应该保留哪只乐队，尼克争辩说维珍应该放弃“人民联盟”乐队，那是一直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乐的年轻乐队。
　　“除非从我的身上踩过去，”西蒙告诉他。
　　“但是他们太边缘化了，”尼克分辨道，“我们没钱支撑他们。”
　　“人民联盟乐队就是我在这做生意的原因，”西蒙一边说一边努力控制怒气。
　　“你把我在商店省下的钱花光了。”尼克边说边用手指着西蒙的脸。
　　“瞧这儿，”西蒙举起他的腿，“再也不要把该死的手指在我面前挥来挥去。人民联盟乐队留下！”
　　我注视着西蒙和尼克为之争斗，明白必须出面干涉。尼克一直是我的主要合作者，最亲密的儿时伙伴，从我们16岁创建《学生》开始一直在一起工作，但是他纠缠于削减和节省花费，诚然我们处于严重麻烦时期。我再次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些引人注目的事（这也意味着花钱），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麻烦。
　　尼克和西蒙陷入了一个愤怒的僵局，我在他们之间做出公断，让尼克暴怒的是我支持了西蒙，这成为铁三角关系的转折点，一直以来这种关系运行良好。我觉得西蒙在音乐上的鉴赏力是唯一能够把维珍脱出泥潭的东西，没有西蒙找到的新生代的乐队，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