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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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20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像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10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16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84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1／5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毫无疑问，邓小平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是难忘和深刻的。他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1979年在华盛顿，1982年、1985年和1989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1982年的会见是在9月8日这天举行的。邓小平再次对10年前尼克松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赞赏。同时，邓小平也非常直率对尼克松说：“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
　　这次会见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9月1日至11日），而此前的8月17日，中国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刚刚发表了“八·一七公报”。邓小平和尼克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冷静地说：“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他指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还有很多障碍，但最大的障碍就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更具有长期影响的《与台湾关系法》。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发展中美战略关系，而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领域宽得很。邓小平告诉尼克松，正在进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关系。但他同时也说：“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潜心著述，并一直是他的继任者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咨询顾问之一。尼克松先后出版了10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机》（1962年）、《尼克松回忆录》（1978年）、《真正的战争》（1980年）、《领袖们》（1982年）、《真正的和平》（1984年）、《越战不能重演》（1985年）、《1999：不战而胜》（1988年）和回忆录《角斗场上》（1990年）、《超越和平》（1993年）。这些作品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中，称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观的。”他高度评价中国在经济、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1949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60年代第一次试图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1967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1973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1975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渡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他还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我从1976年到1985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四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60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自从1972年尼克松主动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尼克松以他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成为美国战后最擅长于外交事务的总统。尼克松10年的中国之行（1979－1989），目睹了中国在全球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地位和改革开放给中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更加敬重邓小平。
　　正如尼克松对邓小平说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这或许正是对中美关系最明智最客观最科学的概括。其实世界不就是如此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由此，我们相信，维护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有益，同样，也是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美国总统说：
　　“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邓小平和布什
　　布什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在前后8年的时间里，美国就有两个同名叫“布什”的人当上了总统，而且他们是父子。而老布什与中国的关系更是令中国人感到其中有某种“缘份”。
　　美国的第41位总统乔治·布什，1924年6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密尔顿市。在1942年的这一天，刚刚从菲利普斯中学毕业的他，在听完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亨利·史汀生关于“二战”的毕业典礼演讲后，毅然报名参军，成了一名二等水兵。1943年6月，布什从北卡罗莱纳州的海军航空兵学校毕业，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不久，他被分配到海军的VT－51部队，并随中队由“圣哈辛托”号航母到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空袭太平洋中被日军占领的威克岛、关岛、塞班岛上的军事设施。1944年9月2日，布什机组奉命空袭小笠原群岛父岛列岛上的日军机场和通讯设施，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猛烈袭击，飞机被击中起火。布什和战友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起继续把炸弹投中目标后，跳伞逃生。在海水中浸泡了3个小时的布什，在另外几架飞机的掩护下，有幸被“长须鲸”号潜艇营救，才死里逃生，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而他的两个战友却在成为日军俘虏后被活活残杀并被吃掉。
　　1945年9月18日，布什复员回家。这位飞行时间达1228个小时、在航母上作了126次起降、执行战斗任务58次的21岁的“二战”英雄，走进了耶鲁大学。毕业后，布什开始经商，在发了大财后开始从政。虽然在1970年底的竞选联邦参议员中失利，但他却得到了总统尼克松的许诺，在政府中任职。最后布什自己选择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1970年12月11日得到了白宫的任命。从此，这个“竞选失败者、一位没有什么外交经验的百万富翁出任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大使”，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并因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布什觉得邓小平是“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早在1975年，布什就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1971年春天，布什初到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仍然由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所占据。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正绞尽脑汁想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大的席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在秘密策划一场重大的历史性访问，也就是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这个消息不仅令全世界震惊，更让蒙在鼓里的布什吃惊！1971年11月15日，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此时，中美间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布什又充当了美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言人，根本无法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正式会晤。于是，就私下通过联合国礼宾司官员的安排，布什在联合国代表休息处的“联合国走廊”里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进行了微妙的“自然”会见———布什假装准备在那里打电话，等到乔冠华一行经过这里时，他起身自我介绍，表达了欢迎，双方很有礼貌地握手后，又自然分开。这是布什从政以来第一次与中国人握手。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乔冠华这位被毛泽东称作“乔老爷”的“外交才子”的风采和布什年轻时的英俊。
　　但就在尼克松春风得意———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取得总统连任的时候，“水门事件”发生了。作为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在经过复杂的斗争之后，不得不勇敢、明智地成为第一个正式敦促尼克松辞职的共和党领导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在“水门事件”的真相渐渐被揭开之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布什很可能成为总统祭坛上的牺牲品。但布什一直在坚持原则，慎重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不能也没有出卖尼克松这位老朋友。在尼克松面对弹劾与辞职的关键时刻，布什从共和党的前途着想，也是出于对尼克松的忠诚，他还是以自己独立的品格鼓起勇气给总统写了一封建议信。在1974年8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尼克松仍然坚定地表示既不会辞职，也不接受弹劾。参加会议的布什，在会上一声不吭，对此表示沉默。会后，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从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