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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踉谕谀谙薅ü上ⅰ９さ痴谌ǔ闪⒌娜锛奂笆杖胛被嵊腥ㄒ笥泄氐ノ辉谔岣呒鄹窕蛟黾庸ぷ适北匦胩崆耙桓鲈峦ㄖ梦被帷８梦被峄褂腥ㄒ允嗝茉好畹男问浇岣呒鄹窕蛟黾庸ぷ实募苹瞥伲瞥偈奔渥疃嗖怀�3个月。政府还可利用其权力指示某项具体价格或工资增长不予执行。从总体上反对这项政策并在伊恩·麦克劳德领导下反对那些提交给下院的“暂缓执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几项重要任务。
作为财务发言人为准备即将在下院发表的首次重要讲话，我读了从下院图书馆借来故自大战结束以来每个预算讲话及财政法案，因此，我能够向当时的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和他的财政部首席大臣杰克·戴蒙德论证，这是战后唯一的一个未能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让步的预算，卡拉汉听了无言以对。接着我猛烈抨击了“选择雇佣税”。我对该税的滑稽可笑之处痛痛快快地进行了揭露。企图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区别开来，将税务负担转移到服务业。然后把钱作为补贴再转交给制造业，可以证明是一种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序。正像我在议会所说的：“不管这项工薪税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今天还活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写一出戏剧了。这次回击博得了我党下院同僚的热烈喝彩。新闻界也纷纷报导我。《每日电讯报》评论道：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国务大臣们打倒在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伊恩·麦克劳德亲自在另一家报纸上就我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写了不少赞誉之辞。
同年秋季，我在布莱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作了演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讲。伊恩·麦克劳德同样在报上写了大量文章。为准备那次演讲我下了很大功夫——当然我所花的9个小时要是与我后来当保守党领袖时花在写大会讲话的时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讲话只用提纲，这样可以更加自然随意，也更灵活，可以随时加进一个笑话或讥讽。尽管我所谈到的这个辩论是关于税务方面的，当我批评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税收政策上独断专行、破坏了法治时，代表们齐声喝彩。我还十分夸张地说——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对英国来说所有这一切是根本性的错误。这不仅仅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而且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步。”一些动辄大惊小怪的记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为中左的《太阳报》态度则截然不同，它评论道：“一个厉害的金发女郎警告人们正在走向毁灭之路。”
我正确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对待公共支出和税收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公共开支与收入政策的态度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同一个集体主义纲领下的两个方面。如果它们得以全面实施，危害的将不仅是经济自由，还有政治自由。但那时我和几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认真考虑以上问题对我们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响。尽管我们想降低和简化个人以及商业税赋，我们始终倾向于设想（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共宣传，而是我们的真正想法）——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不断降低，将允许我们减少税收。我们曾有一些用于降低社会主义项目的公共开支以减少浪费的计划。但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种对企业有利的环境，以便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即经济高速发展，既使税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税收；而税率低又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并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来认真对待紧缩公共支出问题。实际上，在这上整个时期，无论是1956年，1966年，或1976年，保守党政府或工党政府都是在英镑危机，黄金短缺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时的紧危情况下才真正削减公共开支。这个做法直到1979年大选前期才最终得到改变。身为反对党的保守党提出紧缩公共支出的计划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相信必须这么做。
60年代，我们作为可能成为未来政府的在野党未能考虑我们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场，这至少同样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伊恩·麦克劳德和我在强烈反对工党的法定收入政策时，我们知填我们反对什么，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赞成什么。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影子内阁内部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贯注重实际，力求解决问题，并引以自豪，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没有起应有的主导作用。影子内阁中唯一从原则上反对制定各类收入政策的人——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是伊诺克。鲍威尔。而在我1967年进入影子内阁时，他还没有能够说服他的同事们。
但伊诺克是对的。他在经济政策上有过两次理性飞跃。而基思·约瑟夫和我在多年后才做出这样的理性飞跃。首先，他已认识到并不是工会抬高工资而引起通货膨胀，而是由于政府增加了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引起了通货膨胀。因而，收入政策与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极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引起误导、导致罢工，而使国家与工会对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问题，却指责别人。那时及后来伊诺克却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个方面是工会权力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间接关系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工会权力过大会使实际工资水平大大高于市场水平，这种过高的工资又会使工会会员失去工作，导致会员及非会员的失业人数增加。由于政府对排长队领救济的情形极为敏感，就会做出如下反应：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会在一段时间内扩大需求，增加就业，但同时也增加了通货膨胀。所有这些变化将促使工会再次抬高工资。一切又将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再次重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减少工会的权力。前者是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后者是为了不让工会制造失业，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解决工会法的问题。除此之外，伊诺克关于通货膨胀原因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认识到共识性经济政策造成另外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这涉及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所谓“制约”作用。为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人们认为有必要实行总体主义的干涉主义产业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约”是由联系汇率制带来的。人们接受了它，没有向它挑战。如果像伊诺克倡议的那样允许英镑自由浮动，所谓的国际收支的“制约”就会消失了。实行其他干涉主义做法的压力也同样不复存在。正如他1967年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本小册中所阐明的，“控制货币的国际价格像控制市场价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样，将导致其他的控制，而这些控制是对每个人自由交易、旅行、投资的嘲弄。”
当然，如果放弃联系汇率制，也就失去美元（黄金）的依托作用。同样正确的是一个经常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经济虚弱，因而需要进行根本性结构调整的国家。然而不会永远是这样：有经常项目赤字也可能证明有大量私人资本涌人某国经济。由于改革，在该国的投资回报率商，因而大量私人资本涌入，造成经常项目赤字。
当然，任何不足与缺陷都不能降低伊诺克·鲍威尔所做贡献的巨大重要性。通过说明政府货币政策而不是工资引起通货膨胀，自由浮动汇率将打破所谓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制约”，伊诺克使保守党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修改成为可能。他使我们摆脱了那种老的思路，那种思路会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计划性越来越强。
1967年10月，特德任命我为前座燃料及动力事务发言人和影子内阁成员，也许是由于我在下院的良好表现，也许是由于伊恩·麦克劳德的推荐，特德改变了他不愿意让我入阁的初衷。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阅读所有关于引起去年阿伯凡灾难原因调查的资料。这个灾难是由于矿碴堆滑入了威尔士的一个矿山小村造成的，共有116名儿童和28名成人丧生。许多死者的家长在公众席旁听这次辩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国家煤炭局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我想，有人应该引咎辞职，但作为影子内阁发言人首次在议会讲话，我并没有十分明确他说出我的这个想法。这个报告揭示出来的问题使我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大的组织中，人们会多么轻易地认为别人已采取了必要的行动，负起了责任，正像后来的悲剧所证明的，这是工业文明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议会活动之外，我的主要兴趣是试图寻求发电私有化的机制。为了这个目的，我参观了几个电厂，并且尽可能地征求我的商界朋友的意见，但结果是毫无所获。到1968年10月我调任交通运输事务发言人时，我还没有找到我认为可行的方案。交通运输事务部并不是非常有趣的部门，因为议会刚通过了一个重大的交通法案、该法案改组了铁路、对公共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运输货物局。这实际上等于一下子就实行了政府提出的交通运输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在我担任运输事务发言人期间，我极力反对港口国有化。但是，总而言之，交通运输事务不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部门。
第三节 特德和伊诺克
作为影子内阁的成员，我参加了内阁的每周讨论会。讨论会通常是于星期三在下院特德的办公室举行。总的来说讨论不是很活跃。我们首先展望一周内的议会事务， 决定谁来发言，根据什 方针发言。也许会有某个同事提交一份东西，并向大家做介绍。
但是毫无疑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间存在很大分歧，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涉及重大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通常不公开辩论。特德是很称职的会议主席，在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上，如欧洲，一工会立法）他会主导那场讨论。但在通常情况下，他让发言人主持有关问题的讨论。
我自己并没有对影子内阁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也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对特德或许是其他的人来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固定的妇女形象参加影子内阁的。我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解释“妇女们”，诸如基里·德·卡纳瓦，芭芭拉·卡特兰德，埃斯特·兰特，斯泰拉·莉明顿等不加区别地作为女人和女性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想法和要求，当然，我非常喜欢影子内阁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我与大多数同事也相处得很好。但是其中只有3位是我真正的朋友——基思·约瑟夫，彼得·托马斯和爱德华·博伊尔。而爱德华这时已完全站到了党内与我对立的另一派立场上了。
由于大多数领导人之间关系都有些紧张，我们会议的气氛也毫无疑问是很别扭的。特德决意承担起党的领袖之职，但又没有真正的十足的自信。副领袖雷吉·莫德林自从在领袖竞选中意外地败北后，一蹶不振。伊恩·麦克劳德是我们中政治最敏锐的一个。他对新闻界将如何看待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总有特别的判断力。尽管他是一个非凡的公共演说家，但他实际上是比较内向、矜持的。他与他的老朋友伊诺克·鲍威尔在感情上日益疏远，因为伊诺克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心，而伊恩也同样关注移民问题，但观点却与他恰恰相反。毋庸置疑，伊诺克是我们中最好的人才——古典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圣经通。与伊恩大不相同，伊诺克是一位非凡的公共演说家，他总能以其无懈可击的逻辑，控制得恰到好处的激情抓住下院，甚至任何听众的注意力。但在这个时候，他在影子内阁中几乎是孤家寡人。特德·希思不喜欢他，也可能是惧怕他。他曾为反对收入政策而战斗过，却失败了。作为防务发言人，尽管他自己认为撤军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得不去攻击工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回英军的政策。此外，作为西米德兰的议员，他目睹了大规模移民对他的选区造成的影响。他对保守党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感到灰心丧气。
第一个现代控制移民措施是拉布·思特勒于1961年制订的。在那以前，英联邦公民不受针对外国移民入境限制的约束，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工党及自由党激烈反对该项立法—规定每年对移民来英就业实行配额制，以限制移民流入。1965年工党政府更加严格执行这种制度。1967年间，肯尼亚政府对肯尼亚的亚洲移民实行歧视性的政策造成大量移民涌入英国。这使大家意识到过去的移民规模及影响，并担心如不加以控制，将来移民人数将更多。大家特别担心那些持有英联邦护照，但无论从出生地还是从血统上与英国均无联系的人。1968年2月，吉姆·卡拉汉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