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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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她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梅侠一听，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哭了一阵才问：“那罗木匠，是谁啊，怎么要到他的坟上去抓土？”我说：“那罗木匠，是一九三二年和我们一起迎红军时候的苏维埃主席，后来被地主吴老肥勾结敌人杀害的。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在世的时候为穷人分了地主的财物才被杀的，死了之后连坟上的泥土都是救人的神药，一有了什么灾病，就到他的坟上挖泥巴泡水来吃。”大家都不说什么了，好久一青才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在城里，只需要一支盘尼希林针，我们的冰华就得救了。好乖的娃娃啊！”
宁君前脚一走，我们后面马上就搬了家，这样即使她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找到我们了。宁君去的时候，袁建正在着急，说是这几天解放军都打过白马山，突破乌江天险，连彭水县城都围住了。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再不送钱来就要晚了。
是啊，再不送去就晚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不但敌人没料到，就连我们也没有料到。这几天满城都在嘈，说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逃窜的兵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好多兵为了逃命，所有的行李和辎重都丢掉了，只剩下一身单衣；而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则挤满了狼哭鬼嚎的官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每天挤掉的高跟鞋和丢掉的行李，都要用汽车装……整个重庆的秩序，异常混乱，常有散兵和走投无路的特务们，闯进大商店和有钱的人家，任意以私通或者窝藏共党的罪名绑架人质，动辄就要价成千上万的，弄得重庆街头人心惶惶，关门闭户。
我惦着宁君，正在家里坐立不安，梅侠又一头撞了进来说：“诗伯，不好了，原来曾经告发过我的一个三青团的骨干，今天街上又碰上了，跟了我好几条街才被我甩掉了，这家伙会不会……”
于是我们刚刚搬了两天的家，又得搬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哥呢？你哥他有两天没回来了吧？不晓得这两天，你嫂子那里怎么样了。”
梅侠一边收拾一边说：“诗伯，我哥哥晓得，人家是两口子啊。你今天又说了一天了，说得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半夜里我被一阵隐隐的雷声惊醒了。我把梅侠推醒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来的雷声啊？”梅侠听了一会儿，突然翻身起来，飞快地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台传来了解放军攻克南川县的消息。梅侠一下子抱住我说：“诗伯，南川解放了，这不是打雷，是炮声，是我们解放军的炮声！南川离重庆，就只有半天的路程，解放眼看就在这两天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一打开门，一青就拉着宁君扑了进来。我一看，连忙扶住说：“怎么了？宁君你怎么回来了？石泉他们的事情……”宁君在床边坐下，抹了一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妈妈你别说了，没办法了。昨晚上半夜都过了，袁姨爹才回来，说那张法官回话了，他托的人，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跑台湾了。还说即使没跑，也来不及了，蒋介石都已经下了密令，执行大屠杀和炸厂计划，所有关押的政治犯，一律就地处决。”
梅侠一听“就地处决”这几个字，啊了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全都进了城。按照宁君打听来的这个消息，到处奔跑，想办法救人救厂。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电厂和电台，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护厂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敌人安装炸药的迹象；各个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组织起来，连夜守护学校。只是救人的事情，跑了两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一青跑回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渣滓洞那边，响了一夜的枪声。”
接着，报上登出了消息，敌人终于在逃跑之前，先后杀害了关押在那里的我们的全部同志，还包括从城里罗汉寺、新世界、老街等监狱里押去的政治犯，一共大约七百余人。
走进黎明
重庆解放了。满街都是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游行队伍，满街也游荡着乱七八糟的散兵、流氓、妓女。地下党的同志们，一瞬间就从“地下”转到了“地上”，驻进了和平路国民党的市党部里。我则带着孩子们，到临江门的介中公寓，挂出了“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牌子，并在报上发了消息。一青他们找来了十多个人，有的当勤杂工，有的当采购员，有的到被服厂去找来了衣服，还有的到什么地方去找来了奶粉、鱼肝油之类的补品。梅侠负责接待，亚彬负责警卫，一青负责对外联络，我管内务。我号召大家先凑了点钱，去办伙食，脱险的同志们找到了这里，没饭吃怎么行。
正在铺排，来了一个人。这人隔着桌子，看了我半天，然后才上来说：“你，你还认不认得我啊？”
我一看，是个勾腰驼背的小老头，蓬头垢面的，浑身上下襟襟吊吊，没一块好布。我想，这说不定就是我们脱险的同志了，可是看了老半天，实在是认不出是哪个来。那人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联诗啊，是我，是老肖、肖中鼎啊！你不认得我了，连你都不认得我了。天哪，我活出来了，我又见了天日了，我见到解放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肖中鼎，没想到我会见到这个样子的肖中鼎！当年在万县的时候，他还是个英英武武的军官，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小老头！我连忙扶他到里面坐下，说：“老肖啊，你真是死里逃生啊，晓不晓得我们还有哪些同志逃出来了？陈作仪？刘石泉？丁鹏武？还有谁逃出来了你快说啊！”肖中鼎一边喝着梅侠为他冲的一杯奶粉，一边喘着气说：“不晓得，不晓得啊。当时耳边全是枪声，好多人就在我的身边，一个个地往下倒，直到我们冲垮了那堵墙，跑出好远了，还有人在倒……我躲在歌乐山上的树林子里，躲了三天三夜啊，听见农民们都在说城里解放了，我才敢出来的。我一步一步，从歌乐山走到了这里，这几十里路，也不晓得是怎么走过来的。逃出来的还有，我们都跑散了。我都找到你们了，他们也一定会找来的……”
梅侠听了她肖伯伯这一说，高兴得不得了，蹦着跳着又出去忙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老肖，你听说了刘石泉的什么消息没有？”
老肖停下来问：“谁？刘石泉？让我想一下。对了，是不是那个关在牢八室里的老刘、刘石泉？不错，这个人不错，有骨气，也有办法，既不吃软也不吃硬，敌人把他吊在梁上打啊，也没说出半个人来。”
我说：“是啊，只要说出半个人来，我们全家就也会进了渣滓洞，也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了。”
老肖听了，看看我，仔细想了一下说：“他好像没有跑出来。大屠杀那天，下着雨，天都黑了，敌人才开始点名，第一批就有他，和蔡梦慰他们十二个人一起的。蔡梦慰你不熟吧？诗人，在牢里还在写诗。”
我说：“后来呢？”
“后来，敌人又点了两批出去，都押到了松林坡。剩下的敌人来不及了，就把我们全部都集中到楼下的牢房里，用机枪和卡宾枪扫，最后特务还进去补了枪。我是在敌人补枪之前，拉了一个死人挡在前面，子弹从我的脖子这里擦过去的。”说着他偏起他的脖子，我看见一条深深的伤痕，都已经结了血痂。
我还要问什么，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嚷，接着就听见了梅侠的哭声。我奔出去一看，一个矮矮的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站在梅侠的身边，梅侠拉着他的手，哭得死去活来。一青拦住我说：“诗伯，你让她哭哭也好。作仪牺牲了，她盼了那么久，哭哭心里好受一些。”
我咬咬嘴唇，没说什么，扶着梅侠到里面坐下，那个年轻人也跟了进来。我说：“你和作仪关在一起的？”
他点点头，说他叫刘德彬①，和陈作仪都关在牢六室。我又问：“作仪牺牲了？”
他又点点头说：“他要不是为了掩护我们，也许还不会……敌人扫射的时候，他躲在门后的死角处，没有受伤，可是后来跑的时候被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没法跑了，就对我们说我来掩护，你们快跑，说着竟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敌人大声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脚啊？有本事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全家陪着梅侠，到渣滓洞去认领尸体。
重庆的冬天，灰蒙蒙，雾沉沉。梅侠抱着她的儿子，她那个还没见过父亲的儿子，走在我们中间，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牢八室的牢门前站住了。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突围时推倒的那堵有缺口的墙，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卧着一些像木头一样的桩子，仔细一看，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全都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出是谁，或者不是谁。
刘德彬和几个逃出来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当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也许这一具，就是他，就是你的陈作仪……”
梅侠低头一看，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的尸体，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长的焦糊糊的东西。作仪他一个堂堂正正英气勃勃的汉子，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浇了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举眼望去，荒草之中，牢门内外，遍地都是尸体，都是烧焦了的、和整座监狱一起、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被烧焦了的尸体。什么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燃烧后的汽油味和浓浓的血腥在空气中弥漫。苍苍茫茫的歌乐山，默默地站在这个被烈火烧毁的世界背后；在它的后面，还是山，是云遮雾绕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初升的朝阳透过云雾，把山头涂上了淡淡的血色，像一座座汹涌起伏的血的浪头。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玉璧，还有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唐俊清……还有竹栖，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不认识的人，都踩着这些山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不断地倒下，他们用自己的尸骨，为我填起峰谷，托着我和我的孩子们，走到了今天。
我转过身来，前面已经没有山，没有了横亘的遍地尸骨，没有了浓浓的血腥。烟波浩淼的长江上，传来船工们沉沉的号子声，千舟万舸正挂起云帆，直济沧海。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邓照明同志的那句话。刚刚随着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的邓照明和黄友凡，昨天紧紧地握住我和一青的手，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还活着啊！”
是啊，我们还活着，好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到了黎明，我们看到了黎明，而他们，却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雾散了，柔和的阳光铺洒下来，把一座莽莽苍苍的歌乐山，照得清朗而明丽。
后记
陈联诗是我们敬爱的外婆。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做种种努力，要把她和外公廖玉璧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待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完成了这部书时，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从外婆口述它算起，整整过了三十七年。
此书写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外婆的遭遇，就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了。解放以后，她任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期间，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曾经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亲人、献出了自己一生心血的外婆，一下子失去了她视若生命的党籍，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却没有因为这样的不公正而颓丧。从妇联出来之后，外婆被派到小南海金戒山劳动教养院工作。当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患着肺结核病，为了工作，每天要上下一千多级石梯。一年以后，她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由当时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奔走呼吁，外婆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她又拿起了放下多年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她以画花鸟和仕女见长，尤其擅长画蝴蝶。她画的“百蝶图”等曾参加全国美展，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文联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她还努力学习俄语，想圆当年没实现的赴苏联学习之梦……可是最令她魂索梦绕的，还是那支不屈不挠的革命队伍，还是我们的外公和牺牲在华蓥山下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们。她要把这一切说出来，写出来，这个想法得到了邵子南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组织安排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杨淑敏、傅德岷记录外婆的口述回忆材料。当时的重庆作协曾打算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