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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双枪老太婆-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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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临走之前,我在山顶上站了很久。几天前,刘石泉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人带出了信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然关在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里。石泉只在纸条上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事情很清楚,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们好……”
  中美合作所,就在这歌乐山下。如果从磁器口经杨公桥上山,就会从那片原来是田野的地方路过。自从四十年代初成为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并开始关押犯人以来,那一大片地方就被划成了“禁区”。上歌乐山的路也改了,改成现在由小龙坎经红槽房这边走,不管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走上了老路,就会以“刺探”罪把你抓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青他们死活不让我去那边,我说哪怕是去看看或者探听一点点消息也好。我也知道,这是国民党和美国人合办的秘密监狱,比不得当年我坐过的任何一个监狱,光靠我一个人去走走或者看看,除了徒添些危险之外,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可是那里面,关的不只是石泉,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那个瘦瘦的满身朝气的年轻人;有第二次起义时就和我和玉璧在一起的丁鹏武;还有从我们岳池、合川、从我们华蓥山地区押来的七十多位同志……哦,还有老肖,当年在万县和我一起的那个“保安司令”肖中鼎。就在石泉带信出来的同时,渣滓洞的同志们还带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来,也附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被关在这里面的人,常常被特务们半夜拖出去,用无声手枪杀害后投入硝镪水中,化掉尸体。他们在这世界上,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我们知道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可是也知道自己是出不来的,惟一的希望,是让组织上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即使被杀害,被化掉了尸体,也要留下一个名字……”
  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小,也有兄弟姐妹和朋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留恋的东西。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魔窟里,生命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美丽,也更脆弱,脆弱得随时都可能化作一阵轻风,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当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已经出现了曙光,而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残酷。更何况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许多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不以他们为然的人们。自古以来,“水往低处流,人往利边行”,这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可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做“顺之者为民,逆之者为仙”,能够逆这本性而行的人,中国人叫做圣贤之人,西方人称之为“殉道者”。他们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只是……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紧急营救
  时间过得很快,一九四九年的五月来了。此时蒋介石宣布“隐退”,到处散布“和谈”的阴谋已经失败,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连南京也失守了。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变得有如惊弓之鸟,纷纷暗中为自己另谋出路。重庆街头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战场上退下来的散兵和军官们,把精神堡垒①一带的赌场妓院,围得乱哄哄的,热闹非凡。这时候,照明和中央的关系接上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受到了肯定。不久他和友凡都奉党组织的命令,到香港接受新任务去了。我们“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也从原来的武装斗争转到了“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重点上来,特别提到要防止敌人逃跑时大破坏。从云阳、奉节起义中退下来的蒋仁风②同志和我们这个家庭支部一起,全力投入了策动国民党上层人物反正的工作。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策反对象。一青歪戴帽子斜穿衣,胸口上别着个从荒货摊上买来的国民党公安局市政府之类的牌牌,常常只在上衣口袋里露出个什么本本的一只角,坐车坐船从来都不买票,装得比特务还要特务;成天就在精神堡垒附近的夫子池、艺术馆里游逛。馆里的总务主任,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吴昌文①。他的大姐,又和当时重庆市长的秘书成了干亲家。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在这个特务、兵痞们密集的地方,把馆里的炊事员、采购员、事务员都换成了我们从山上下来的人,而且都拿到了重庆街头特务们随时都要抽查的身份证,还为黄友凡等几位去香港学习的同志买到了飞机票。到后来,连我们许多重要的文件都在这里印刷,一青和亚彬常常在这里的一间房子里干到天亮。而这间房子的隔壁,就住着一个特务。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宁君和我一起,经常要到离艺术馆不远的合众舞厅露面。这个舞厅的经理叫蒋林隐,是我岳池老家的一个亲戚,也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社员。此时他也利用他当什么大官儿的弟弟,开了这家舞厅,还当上了重庆“红帮”的舵把子,在重庆城里呼风唤雨的。歌舞升平的舞厅里,集合着各色各样的上层人物,其中包括蒋林隐的拜把弟兄、国民党国防部重庆行辕二处行动组长漆玉麟,而他的上司,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蒋林隐一听我们的计划就说:“三姐,要是能把那漆玉麟说动,你们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可是我和蒋仁风同志一商量,他大吃一惊,说:“老大姐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漆玉麟,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他抓进去的。现在他正伸长鼻子,到处找我们的踪迹呢,怎么能去自投罗网?”
  我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看来我这个人这么多年来憨大胆、闯江山的经验,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不上了。
  于是我又找到我的一个堂兄陈仁堂。这个人,就是一九二六年我们华蓥山第一次起义时的民主人士、川北民军总指挥陈徙南的儿子,后来却跑去考上了国民党的一个新政学校,出来之后就当上国民党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因为曾经倾向进步,又和我是堂兄妹关系,我们对彼此的身分都心照不宣。又因为他掌着国防部的财政大权,连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要借重他几分。我又和仁风商量,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关系去做徐远举的工作,把我们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们救出来。蒋仁风一听,还是不同意,说:“这个徐远举,也是个罪恶满贯的死硬分子,他是要跟着蒋介石去陪葬的。”
  可是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们救出来,要不然……我不甘心地到处想办法。终于有一天,一青给我带了一个人来。
  我一看,禁不住喜出望外。
  来的这个人叫贾希一,是竹栖的好朋友,当年我还在重庆开服装店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后来我在万县的时候,他和一青都是当时万县城里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希一很长一段时间是由我们中央“特课”直管的特工人员,曾经打入过蒋介石的侍卫室,多次被敌人追捕,又多次逃脱,也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
  一青说:“诗伯,你猜人家希一现在做什么?”我说:“他的本事大,当年连蒋介石都被他瞒过了,我怎么猜得到?”
  一青说:“人家现在是交警大队的中队长了呢。”我看着希一说:“哦?那你平时干什么?”
  希一笑笑:“不干什么,站站岗。”
  “在哪里站岗?”
  “就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一青和希一都哈哈大笑起来。一青说:“诗伯,希一现在的这个交警队,又叫‘志农部队’,这个‘志’,是取的交通局长马志超的一个字;这个‘农’字,就是戴雨农,也就是大特务戴笠。这下子你知道不一般了吧?这是一支专门负责中美合作所警卫的部队呢。”
  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说真是老天爷有眼,我们的同志们有救了!
  希一也说:“诗姐,我也着急啊,可是和地方上的同志们没有联系,也不敢乱动作。你们说,怎么办,我尽力配合就是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得打进去几个人吧?”希一说:“那好啊,现在正是时候。别看国民党正喊着要坚守重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明白大势已去,准备培训一批反共特务,待全国解放之后潜伏下来打‘游击’。我们那里面,正在办‘干训班’,招募小特务呢。你们赶快找渠道,送几个可靠老练的人进来,不要暴露和我的关系,也不能和我发生联系,该行动的时候,我知道处理。”
  于是我们就赶快研究人选找关系。第一个是一位叫张平和①的同志,通过他的一个同学的亲戚打了进去。不久小杜杜文举也进去了,都当上里面“交警一旅干部训练班”的勤务兵。“训练班”设在中美合作所里面原来的一座小学内,连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都经常到这里来讲课。这个地区防守森严,设了三道防线,每一道防线都要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过。杜文举和张平和进去之后,拿到了通行证,不多久就把敌人在这里的地形道路、岗哨关卡及守卫部队番号等等情况绘成了很详尽的图表,送到了一青手中。
  我们一看,大喜过望,连忙实施第二步计划。
  亚彬带上几个党员骨干,打入了驻在唐家沱的敌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当兵;冯群生这个小胖子打入了新桥重庆师管区的机关里当了文书。他们的任务都是做好敌人部队的策反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拉出一支队伍来,配合我们的人进行武装劫狱。重庆是个兵工基地,国民党的二十四兵工厂,也就在渣滓洞附近,平时只要往高处一站,连渣滓洞里面的碉楼和人来人往的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通过关系,在这里设了联络点,把我们从山上撤下来的几个骨干安插进去当了警卫,其中一个还当上了机枪手。另外渣滓洞附近,还有一个叫做三十粮秣库的军事仓库,我们也派了人进去,当了“库丁”。
  可是要从中美合作所这个虎口里救出我们的人来,可不比当年在岳池县里救陈亮佐,还需布置得万无一失才行。我们暗地里继续调兵遣将,把分散隐蔽在郊区和市区的同志们分别编组,指定负责人,还着手派人回华蓥地区将我们起义中散失的枪支偷运一部分来渝。只要一声令下,这些同志们就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任务。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前线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三大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大获全胜;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继南京解放之后,西安、上海、长沙、福州、兰州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加紧玩弄两面派手法,先是散布“和谈”空气,拿着民盟中央常委范朴斋先生递给张群的三十七名被捕人员的名单,一咬牙从渣滓洞狱中放出三十一名来。可是紧接着重庆警备司令部却发布“十条杀令”,在成渝两地大肆逮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还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制定了“全面反共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八月十八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强调在整个西南反共军事战略中,一定要死守四川。
  国民党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大家又高兴又担心,眼看营救渣滓洞的事情,已经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九月二日,大家一早又出去了,只剩下我和梅侠,带着她那才七个多月的孩子在家。下午四五点钟,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起火了!城里起火啦!”我们连忙跑出去,看见陕西街一带的天空,升起一片浓烟,接着这浓烟随着风力,在山城的天空飘散开来,包括朝天门一带的下半城很快就罩在了这浓烟里,满天昏昏沉沉的就像到了夜晚。
  重庆的火灾,不得了啊。城里消防一直很差,沿江一带贫民窟都是竹篾笆墙,一旦燃起来就不可收拾。有一年千厮门起火,火势截断了付家湾的出口,面临高崖的居民们无法撤退,又无人搭救,竟活活烧死八十多人。更何况现在正是燥秋,又起这么大的风……眼看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向着下半城一带迅速蔓延,黑烟中央着熊熊的火苗子,还有噼噼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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