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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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说：“老大姐，现在顾不得那些了，你现在就去渠河嘴找张伦同志，和他一起去把渠河的退路打探一下，他不熟悉那一带的情况。”
于是我又赶快去找到张伦，和他一起坐一条小船，到渠河上去察看地形。我躲在船舱里，悄悄指给他看这渠河两岸，哪里是伏击敌人的要地，哪里是我们打了之后的退路，我们在这里最多能派多少人，敌人的救兵船来了我们又应该在什么地方拦击……最后我还带着张伦找到了一个姓贾的滩师，让他帮着我们把群众都组织起来，只等我们的命令。这事办完了之后，我又跑到合川，买了一船木柴到重庆去卖了，赚了个对本，为我们的队伍筹点经费……就这样，起义一打响，我就白日黑夜地没停过脚，在整个战场上跑来跑去，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好消息之后又不断地伴随着一些坏消息。先是华蓥山上原来派人做过工作的一支土匪队伍反水，切断了我们回山去的后路；接着我们的队伍一路冲杀，到了武胜黑尔场，却被敌人四面围住，纵队政委杨希勤牺牲；再后来又是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被捕；最后得到的噩耗，竟是王璞同志的牺牲……就这样，从八月十日曾霖和杨玉枢同志在广安代市场首先起事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渠县第六支队一打响就转移结束，整个华蓥山地区的这次起义一共进行了四十二天。这次被迫提前发动的起义，当时就震动了正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使华蓥山变成了“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匪此举在于建立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响应外匪入川”；那些上层人士们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的情况，并令迅速扑灭……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也是惨重的。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四十五人；在岳池县被捕后送往重庆渣滓洞关押并牺牲的七十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篦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和亲人。
歌乐山上
清晨，我被一阵阵鸟叫的声音惊醒了，好一阵才想起，这里是重庆市郊的歌乐山。
走出房门，就是山，就是歌乐山的山顶。郁郁葱葱，人烟罕至，很难和不久前那场血雨腥风的大厮杀联想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所抗战时期从城里迁来的小学，叫广益小学，现在学校早已迁回城里，空荡荡的一大所房子，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和我们一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到处都在搜捕从华蓥山上退下来的人，住在这里远比住重庆城里安全得多。
从山上下来，我和一青、宁君还有梅侠，就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家庭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一青一到重庆，还是成天不落屋地往外跑；梅侠怀着孩子，行动不大方便，就和我一起在家里收收文件什么的；宁君呢，因为撤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把丢在我二姐处的冰华带下来，一个人甩手甩脚地跟着一青倒是挺自由，只是一空下来就和我叨念：“什么时候上面的路口松动了，就得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下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只是哄她说上街去给她买糖，她就站在地坝边，挥着小手儿直喊妈妈再见……好乖的娃娃啊！”
我们到重庆之后不久，刘石泉也下来了。我找出了不多的一点酒，梅侠忙了好半天，才摆出一盘泡菜和半碗炒豆，大家招呼着坐了下来。
我问起王璞同志牺牲的情况，石泉长叹一声说：“老大姐，你说得对，还是你说得对，我们这样只顾表面的热闹，是要吃亏的。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想到的不是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想痛痛快快地打呀，一打起来就会胜利啊，马上就会解放了啊，而没有想到要多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王璞同志就是因为警卫员弄枪走了火，误伤牺牲了的。我们没有像你们当年那样，没有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更说不上有经验的兵了。王璞同志一死，杨希勤同志一死，人心就散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只有分散隐蔽，多保住一些人再说。现在敌人到处清乡，除了罗广文的三个团和地方的保安部队之外，重庆城里的内二警也开上去了，整整一个师，而且是训练有素的野战师，在我们起义的那一带，杀了好多人啊。岳池城里的临时监狱里关不下了，就往重庆送，我们好多同志都送到了重庆，听说徐庶生也送来了，就是不知道关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吧？张伦也牺牲了，多好的人，从来就没想到过他自己……”
石泉他喝干了酒，用拳头捶着桌子，泣不成声。这么坚强的一个汉子，为同志们的牺牲泣不成声。
过了好一阵，我才说：“石泉，你别哭了，你现在也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避一避吧？起义的许多领导同志，都避到川南和成都去了，要不要一青为你安排一下？他的关系多。”石泉听了我的话，只是摇头，说：“大姐，我怎么能走，我手里有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马上会退到重庆来。我要是走了，他们去找谁？我听说现在重庆特务上万，我要是走了，同志们没死在战场，也要死在这些特务手里，那时候我岂不是成了罪人？再说他们就是要找一青，也要通过我，我比一青熟悉情况。现在叛徒这么多，万一把一青也拉进去了怎么办？哦，还有一点，大姐你和一青都得注意，不是极可靠的人，不能带到你们这里来，连我也不能住在你们这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呀！”
过了不久，宁君给我带回一个人来。我正想这孩子怎么就忘了老刘的话，那人就哭兮兮地叫了一声伯娘，然后连忙抹干了眼泪，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看着这个叫化子一样的人，一时想不起是谁。宁君说：“妈妈，你见过他，他叫冯群生①，冯胖娃，也是我们七工委的，刚从山上下来。”
我一拍巴掌说：“原来是你啊！那么敦实的一个小胖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冯胖娃吸吸鼻子，嘿嘿地笑了两声，摸出一支烟来，看了半天，不抽。
我说：“小胖子，你这烟怎么了？”
他说：“怎么了？我从山上下来，就成天在街上转，一连转了好几天，也没见到我们的人。我想这样下去，即使不落在特务手里，也要饿死街头了，哪晓得一下子就在七星岗碰上了宁君。我一高兴，就摸出刚拣来的烟锅巴。心想看她穿得那么摩登，不能就这样去和她打招呼，先吃口烟提提神，然后再跟着她，跟到个僻静的地方再说。哪晓得等我把烟点上，一抬头就不见人了。我后悔得很啊，当时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刮子，一下子把那烟锅巴丢了个十万八千里。我又在街上找她，找了她整整三天啊！唉，总算找到了，这下子，我要好好抽一口了。”
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穿得珠光宝气的宁君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天我是看见一个叫化子一样的人跟着我，还以为是个特务呢，耍了个小花招就把他丢掉了，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了。我心想糟了，这下子跑不掉了，哪晓得他过来朝着我直笑，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冯胖娃，这才摸出钱来让他上澡堂子去洗澡、理发。”
冯胖娃听了，嘿嘿地说：“亏得你的眼神好，我当时的那个样子，恐怕连我妈也认不出来了，我又故意抹黑了脸，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小胖子吃了亏之后，再说也不放宁君走了，一定要跟着她来见我和一青。没多久一青回来了，很快将小胖子来的情况告诉了刘石泉，接着将他和几个退下来的同志一起，安排在盘溪黑房子的一个什么学校，先住下来。
又过了一阵子，一青回来对我说：“诗伯，你猜我今天又见到谁了？”
我说：“你成天见到的人太多了，这下来还没几个月，起码安排了一两百了吧？我怎么猜得着？”
他说：“这个人你当然是知道的，小杜，杜文举①。”我长叹了一声说，“天啊，小杜他终于也跑出来了，前一向石泉跟我说起，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一青跟我说起的这个小杜，是我们七工委肖家场地区的支部书记，他的家也是我们七工委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石泉、张伦还有许多同志来来往往的都住在他家，石泉还动员他的父亲做了当地的保长。起义一打响，他的全家都被敌人关了起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们和石泉都担心得不得了，没想到今天有了他的消息。我说：“一青啊，小杜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和我们见见，也不晓得上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一青说：“小杜来重庆都有些时候了，石泉安排他和几个同志一起，住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杜伯刚教授办的‘东方人文学院’，当个学生。石泉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一块旧表和几件学生装，还说在城里就要像个城里人，重庆的特务这么多，不能出问题。”
我说：“我们七工委的那些同志，也多亏有石泉指教，新党员一入党，就上秘密技术课。还记得他讲的一个在农村工作很有成绩的同志，就是因为上厕所不用农民用的篾片而用了草纸，被敌人发现的事情不？要不然啊，出的事还要多。”宁君在一边卸妆，一边说：“我觉得这杜教授，真是个好人，现在特务成天在重庆大学进进出出的，这么紧张，他不但把一青认成他的秘书，还不断地‘窝藏’我们的人，看来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宁君一下子说不出来了，我说：“是奈何以死惧之。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
一青看到宁君不好意思，就出来打圆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和石泉商量了，现在张蜀俊他们带着我们的一群人，已经在华蓥山周围打开了游击，苦是苦一些，可是比前段时间起作用。听说前不久，胡宗南的一部军需车运了些吃的穿的到大巴山去支援罗广文的部队，阻止我们解放军入川，就被张蜀俊他们截了，还得了五十万元金元券。而肖家场这一带，我们的人还多，老是这样消极地东躲西藏，很容易出问题的，还不好应付紧急情况。现在我们全国战场上打得这么好，说不定很快就有新任务。石泉又交代了，要他回去清理同志们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组织当然要清理，可是不能一看到我们的解放军都快打进大巴山了，就又急躁起来。当年你廖伯伯一死，也是这样，同志们都被敌人杀红眼了，一个个都只想着去拼命，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下来。要给小杜说清楚，现在蒋介石只剩下这么一块地盘了，不会轻易让我们在他的心窝子里翻跟斗。再说还不知道上面对这次起义是怎么说的，我们得等一等，扯红了的同志要赶快撤退隐蔽下来，枪支要埋藏好，要是一心急着去报仇，还要出大问题的。”一青听了，点点头，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又说：“你还得叮嘱一下石泉，不要自以为有秘密斗争的经验，就大而化之。现在满城都是特务，不都是只会吃干饭。”
宁君听了一撇嘴说：“妈妈，这话呀，怕只有你说他才得听。我昨天还说了他呢，他满不在乎的，说我头上又没刻字，他们身上也没带X光，他就知道我是共产党？再说我们这些人是死了心的，抓住了也没什么搞头。晓得不？我天天在练坐老虎凳呢，都能上三块砖了。三块啊，这么高，不怕宁君你是搞艺术的，跳过舞练过功，你行吗？”
看着宁君那一脸委屈的样子，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那这话我是更不能说了，你还是练过功的都说不过他，我这把岁数腿都硬了，还敢说他啊？”
一青说：“诗伯，这话还得你去说。倒不是为宁君出这口气，这还真是个问题呢。这样吧，这个星期六，我要带石泉去和上级领导见个面，完了我就带他来见见你。”我一算，今天都星期三了，就说：“好啊，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干脆就杀了那只老母鸡炖起，等他。”
星期五晚上，我半夜就起身，燃起一炉炭火炖鸡。可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不但石泉没来，连一青和宁君也没影子。我披着衣服在床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音信。第三天，我知道出事了。按照当时地下斗争的规定，当天晚上人没回来，就得赶快搬家，防止被捕后出叛徒，我们那时候真是被叛徒害苦了。
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