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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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怎样推开他呢？我不行。怎样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和妈妈对打，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
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和我一起练球，我们却总在一起谈论篮球——我每次比赛后，甚至在NBA的第一年都是如此。但他们和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不想做这以外的很多事。但你记得“蝙蝠侠”的电影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提高自己。许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手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的同胞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之少。在我自己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出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的热情，从内心我无法回绝，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的要求，我就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在NBA的第一年，我曾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伤心。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的想像。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能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我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有人来访，说像回到儿提时代。我的朋友章明基坐在我家的椅子上，脚离地面还差一大截。
起居室里有一个奖品陈列柜，有一张我和父母的照片，是夕阳中我们在一家餐馆照的，那天是庆祝我16岁生日。我站在椅子中间，向前倾，笑着。照片里没有别人。照片中的我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笑得很开心。我现在还会笑，但已不是那张脸。操心和疲劳让我脸上挂上了皱纹。原因是：从1997年到2000年，我从未休过假，除了因打篮球，从未离开过上海。有一天我会休假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要很久以后。
我这样想：我是职业运动员，就要做职业选手的工作。有时非常疲惫，但也必须为球迷保持微笑。那就是电视广告和广告牌的好处，它们做我不能做的。有时我很累，写在脸上，但广告牌24小时都在笑。有一个记者问我，你的照片到处都是，你感觉如何。我说，现实中的我永远不会比照片里的姚明好看，那个姚明可以去拍电影。
面对任何事都能保持微笑，是一种天赋。我想，魔术师约翰逊就具有这种天赋。我一个朋友有一张他跟魔术师约翰逊在全明星赛上的合影，魔术师看上去和其它照片中我见到的都是一个样子：脸上挂着完美的微笑。你只要拍一张他的照片，谁想要跟他的合影，就将自己的照片贴上去就行了，效果和实际拍摄的没有两样。我觉得科比也有一点像那样。我没有这种天赋。我累的时候掩藏不了，无论场上还是场下。这是另一个我认为我不能拍电影的原因，虽然已有人发出邀请。我演不好戏，也无法找到替身。
NBA第一年结束后，我在上海家中过了20天。只有这20天像在天堂一样，我长了20磅。再有20天就好了（但不要再长20磅）。好时光总是飞逝而过，上海是我的家，但我们在那里的公寓现在几乎像酒店一样，从来都呆不长，不足以找到回家的感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有时我觉得需要停下加油，但路标却指示：前行500英里。所幸的是，我现在只是偶尔有此感觉。
网络是我放松的地方。我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打游戏、读BBS、发信息。我会和别人海聊，聊生活、聊篮球。在一个网站上，我用自己的真名作网络名，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是我。这也不错，因为我可以用另一个身份去和别人交流。我还使用另一个网络名——那个名字来自于我喜爱的一个电脑游戏。
我希望人们，特别是我的同胞们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的是：不管做什么事，过程很重要；为达到目标，走完全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马上实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些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料想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做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
第三章 第一次的篮球
妈妈觉得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找个女朋友，出去约会，只要高兴，可以再换一任，一年换四任女朋友也无妨。总之能过上好日子。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的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少了，因为中国孩子更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其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很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伤痛；而他们还得出去另谋一份工作。当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呢？
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多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从未有过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助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从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我能想到的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7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12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见一个很有名的教练。那并不是她的主意，而是她的朋友跟她说她该这样做。我不知道自己去那里干什么，教练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对妈妈说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篮球手。他说我的屁股太大了，平衡也不好。当然他没有对我说，是对妈妈说的。那时候这位教练举了王治郅的例子，说他具备优秀篮球手的各项素质。王治郅的妈妈在国家队打球的时候，我妈妈还在青年队。教练告诉我妈妈，“王治郅会打得更好，他手大，腿长，能跑能跳。”
我在成长的时候对这些事一直都不知情。可是过了几年，我加入了东方青年队。那个教练不再提他当初的预言。又过了几年，我入选大鲨鱼一队，教练还是什么都没说。一年后，我去国家队试训，再后来，我去了NBA。这时那位教练开始到处说是他发现了我，说我小的时候，他每年都给我的学校捐钱。其实我听说他只有一年捐钱给学校，是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于是妈妈不高兴了，把她第一次领我去见教练时候说的话告诉了我。
妈妈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时并没有失望。如果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期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只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边上大学边惦记着作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觉得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找个女朋友，出去约会，只要高兴，可以再换一任，一年换四任女朋友也无妨。总之能过上好日子。
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能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
那时领导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打球。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力量，这样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捶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作一般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会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第一次玩真的篮球，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 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让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