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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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
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见面会上，有位高位截瘫的女性被介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
采访时，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身边夺走的一切”……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之后她三年没出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
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日子。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露一点哀伤。”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出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捏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吸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挺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节目播了。有记者问我：“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
我说：“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
